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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了蒋介石之后，赵浩生把第二个目标投向了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女士，这次采访也是经过台湾驻纽约新闻局代表处安排的。

    说起宋美龄，不得不谈到宋氏三姐妹。宋家霭龄、庆龄、美龄三姐妹的故事，是传诵海内外的人间佳话。她们各自的生活道路不同，因此三姐妹很少一起在公众面前露面，但她们都是令人倾慕的人物。只有一次，赵浩生有幸亲眼目睹了她们三姐妹相携出现的场面。那是在抗战期间的陪都，重庆遭受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之后，在数百同胞不幸罹难的废墟上，人们看到了她们三姐妹共赴国难的感人一幕。赵浩生不曾单独会见过霭龄和庆龄，但在做记者期间，因为采访蒋介石，倒是经常见到宋美龄。

    不过所谓“见”，也只是在人群中看看她高贵的身影，很难有机会单独采访她。赵浩生和蒋氏夫妇最接近的时候是1946年，当时他正在庐山上采访与蒋氏有关的活动。

    蒋氏夫妇经常和马歇尔夫妇出来散步，每逢相遇，赵浩生这些记者们一般不主动和他们打招呼，只是默默地让开。有时碰上蒋的心情不错，或者有外国记者在场，他有意表现一下民主，也会主动和这些“无冕之王”们说上两句。

    赵浩生说，记得有一次，我们闲逛到庐山胜景之一的含鄱口，恰好蒋氏夫妇和马氏夫妇在那儿席地野餐。蒋看到我们一群记者走过来，主动跟我们说了句：“我们在这里皮克尼克(英文‘野餐’)。”

    还有一次是新任英国驻华大使到主席行馆递交国书，礼成后在花园里照相。正当礼宾人员忙着安排位置、摄影记者忙着调整镜头的冷场空当，蒋突然问我们：“你们最近生意好不好”他显然是在和我们打趣，问我们工作忙不忙，可是因为他平时不苟言笑，这一幽默来得太突然，以至于大家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礼貌地笑笑应付过去这个尴尬的瞬间。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虽然不易接近，但是和蒋介石比起来还是颇有人情味的。有一次，记者们组成的“老爷篮球队”和侍卫官篮球队进行了一场篮球比赛，请蒋夫人开球，她居然赏光答应了，不但到场开球，还跟记者们合影留念，这是赵浩生做记者期间最接近她的一次。

    蒋夫人经常来美国，停留时间长的话，就住在大姐霭龄在纽约附近——长岛上的一座大庄园里；停留时间短的话，则住在纽约市第五大道的一幢豪华、舒适的公寓中。

    第五大道是美国和全世界的巨富、名人云集的地方。在中央公园附近的摩天大厦中，有许多占据了整个楼层或数个楼层的私人豪华公寓。蒋夫人就住在这样的公寓中。

    赵浩生回忆：

    我访问蒋夫人的那天是中国的马年(1966)正月十三。元宵节前，纽约一场瑞雪之后，中央公园和第五大道上银装素裹，分外妖娆。我到达后，向穿着金线制服的门卫登记，通报之后，他引我走进一个专用电梯直上蒋夫人的楼层。门开处，一位穿军服的副官出来迎接，把我带进了客厅。客厅舒适温暖，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正中一张圆茶几上一大盆正在怒放的红艳艳的腊梅花。这种花只有在中国才能见到，这显然是特别来自台湾，正说明主人特别高贵的身份。

    客厅一边有一张长沙发，左右两边有两张靠背椅，沙发和靠背椅之间有两个放着台灯的茶几。我发现右边的台灯开着，副官却让我坐在长沙发的左边，我暗忖这大概是有意的安排，使我看不清夫人衰老的面容。

    副官的态度很和气，我趁机向他请教一个问题：“你看我跟夫人用什么语言交谈好”我知道夫人会讲上海话、广东话，但是我都不会，英语是她近乎母语的语言，也许她更乐于讲英文。副官未作正面回答，只是说：“夫人讲什么话，你就讲什么话。”这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副官走出客厅去叫佣人送茶，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除了思索该用什么语言交谈外，还想着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采访，是以美国记者的态度呢，还是以中国记者的态度呢，中国人要毕恭毕敬，美国记者轻松自如。最后我决定主动用普通话和美国记者的态度进行这次采访。主意已定，我开始敬候这位我期待已久的特别新闻人物的出现。

    蒋宋美龄是她的官名，这名字代表着美丽、智慧和权势。她的面容端庄秀丽，高高的颧骨显示着她的高贵和权势。她在公众场合出现，给人以雍容、华贵、高不可攀的印象。最引人注意的是她所独创的长可及地的旗袍，成为当时中国女性所效仿的非正式礼服。

    那天，她出现在客厅时也穿着一件长长的蓝旗袍，当她走进来时，我以久别重逢的心情上前握住她的手，向她问候春节好。我怀着敬意迅速地把她上下打量了一下，对她说：“夫人，您简直一点儿没变。”她非常自然地说了声“谢谢”，算是接受了我的美式招呼。接着，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当年我们在庐山比赛篮球时她为我们开球后的合影。她不但马上记起了这件事，而且还风趣地说：“你们那天输得真惨呢!”我们的谈话开始变得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