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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指一挥间，赵浩生不觉在美国耶鲁大学当教授已有十几年。尽管他是美国和联合国注册的记者，得到了较多的尊敬和荣誉，但他拂不去“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的不解乡愁。他讲学、采访，曾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却无法穿透冷战思维下人为设置的“铁幕竹藩”置足桑梓，只得空怀乡思，徒吟“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

    他回忆当年心境时说：“在国内时，好像在母体中生活，与祖国浑然一体，不大想到自己是中国人。但到了国外，除了‘梦里不知身是客’外，环境的一切都随时提醒着，我是个‘中国人’，离中国越远，感情上却越近。”

    这种感觉，在海外的广大侨胞似乎是冥冥相通的。赵浩生谈及他和世界级船王董浩云的旧谊时，曾提及这样一件往事：

    一次，赵浩生应董浩云之邀，到日本左世堡参加全球第一艘30万吨巨轮下水典礼。正在军乐、鞭炮、狂欢声浪最热闹的时候，董浩云却悄然离开人群，拉着赵浩生朝海边另一侧走去。

    漫步在沙滩上，董浩云说他想哭。赵浩生不解其何以生出这种念头。董浩云说：“刚才在典礼仪式上演奏了日本、新加坡、利比亚的国歌，却没演奏中国国歌。”赵浩生顿时明白了，奏那三国国歌，是因为这艘船是日本制造的，新加坡贷的款，在利比亚注的册，这本是航运业内很正常的情况。但董浩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这艘巨轮的业主，在典礼上却听不到中国国歌，怎不让他这炎黄子孙感到凄然呢？

    赵浩生深思有顷，对董浩云也是对自己说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一切都是往好处变。咱们总有一天会像百川归海一样，回归自己的祖国。你回浙江，我回河南。”

    “回祖国，回河南”成了赵浩生心中锁定的情结，当回归大陆和故里的路途还被严密封堵，先到台湾走走，也可暂时摆脱“人作殊方语，莺为异国声”的环境，让充耳的国语聊抚经年的乡愁。

    1966年夏季，赵浩生终于获得了擎妇将雏前往台湾的机会。阿里山、日月潭的青山碧水；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亲情，无不令赵浩生陶然怡然。更可喜的是他还拜会了许多故友，包括自己原来的老上司，此时担任“立法委员”、主管着台湾广播媒体的胡健中，掌握了大量可资报道的第一手材料。而且，他还当面采访了蒋介石。

    赵浩生回忆：

    在耶鲁期间，我一边教书，一边重温着我的新闻记者生涯。干新闻就像抽鸦片一样，一抽就上瘾，一辈子也戒不掉。虽然我的“正业”是教授，但对我来说，这却是个“意外”。在我的内心深处，老有一种莫名的潜意识在涌动，我的心并不安分，还停留在旧日的老本行上，我的耳朵也未休息，还在时刻倾听着来自各方面的动态。

    我开始尝试一种两栖式的生活：在课余时间从事写作。我先是给一些报刊投稿，结果瘾头越来越大，总觉得不过瘾，后来索性以我个人名义开辟了一个叫做“海外观察”的专栏，面向全球的中文报纸。有了这个专栏，我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记者，而且是美国记者，这使我享受到一些“特惠”，可以利用这个特殊身份采访一些我在国内做记者时所不能采访的特殊人物。

    我把第一个目标选定为蒋介石。

    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前后50年，蒋一直是个被奉为“神”的人物。我从1920年出生，到1948年出国，在蒋介石统治下生活了近30年。在这30年间，我和蒋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盲目崇拜阶段。那时候他是我心目中的一座“神像”，这种心理是愚民教育的结果；第二个阶段是我做了记者以后。在抗战期间的陪都重庆和战后的南京，我采访的主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国共和谈”，蒋是这两个主题的中心人物，我几乎天天可以见到他这个有血有肉的真人。但是这个“见”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且是只“见”不“记”，原因是我所供职的重庆《中央日报》有一个规定：凡是有关“老先生”的新闻、文告，全都由国民党的新闻机构——中央通讯社统发，出了纰漏由中央社负责。中央社报道蒋介石有一套千篇一律的术语，比如，形容他的形象时就说“戎装佩剑，两目炯炯”，描写他的动作时就说“频频点头，连呼好好”。对于记者们来说，蒋介石始终是个高高在上的“神”，外国记者还可以采访他，中国记者要想采访他可比登天还难。

    在过去的几年间，我作为记者有幸目睹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画面，诸如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重庆谈判、旧政协、国共和谈、马歇尔调处、还都南京、国民大会、庐山采访等等，这些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新闻，我虽然不能对蒋介石这个中心人物进行直接采访、报道，但是通过细心观察却可以发现他那“神”的外表下作为普通“人”的一面。直接接触蒋介石，亲自写写他这个人，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愿望。

    我先以美国专栏作家的身份向国民党政府驻纽约的代表陆以正提出了访台要求，计划之一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