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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历史的机缘降到两岸红十字组织身上的时候,他们自己并没有马上察觉到,只是在紧张而频繁地联系沟通。在这两起惨案之后,两岸红十字组织频繁互通电话商讨今后改进之法。根据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韩长林的电话记录,在当年8月上中旬的十几天里,几乎每天都在以电话、传真联系的方式沟通,除解释说明事件的情况外,也在探索见面商谈的渠道。

    继台方提出“中线交接”、“第三地研究”的思路后,双方的联系进入了进一步的实质性探讨。8月10日,台湾红十字会电话催问今后遣返能否由红十字会接手,能否公布消息,并“希望开始做在第三地双方会谈准备,时机成熟即进行,地点在香港”。当天晚上,台方又告之,明天他们就要发布我红十字会原则同意中线交接遣返人员的消息,并具体提出“希望8月23日至26日期间,双方在香港商谈有关具体事宜”,同时希望了解我方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原则意见”。当时韩长林秘书长在电话里表示,商谈能否实现,要取决于我有关方面协调结果及办理去港手续的时间。台方非常着急地说:“希望我方即开始办理”,并列出台方商谈人员为:陈长文、常松茂、徐祖安。希大陆红十字会秘书长韩长林带队,其他人员自定。在发生了第二次惨案之后,台湾方面更加着急,认为十多天了,拖下去将引起误会。

    8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了题为“闽平渔5540号惨案真相”的文章公布了记者在平潭访问这起惨案的幸存者、死难者家属和县政府有关人员的报道。8月22日,台湾常松茂副秘书长来电话,提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方案:“将大陆遣返人员送到金门,大陆用挂着红十字旗的民用船去接,台湾方面派船出来,也挂红十字旗,将大陆船接进去,交接以后,再将大陆船送出,非常方便。也不排除直接送到大陆沿岸的可能性，但均要红十字会人员出面,应尽快去办。”“如果双方要会谈,原则上不反对,但要尽快实现。目前从大陆非法去台湾的人数天天在增加,问题已很突出。”并告“陈长文在相当一段时间不能来大陆。”“看了新华社的消息,台方势必也要发声明,陈长文认为,搞来搞去,不是中国人的福。”当天下午,陈长文亲自打电话来,对新华社的文章表示不满,并表示他和常松茂都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遣返问题能尽快开始进行(商谈),以不去大陆为上上策。如果能够去香港,就比较容易。陈还认为,如这个周末前不处理,台湾方面会认为大陆不愿意遣返,不愿意配合,这样就会仍然按过去办法处理，更可惜的是红十字会的工作功败垂成,使被遣返的同胞就少了一些保障,少了一点安全感。陈长文表示,为了会谈,如果选择第三地区,在哪里都可以。但希望会谈和签署文件不发消息。8月23日,常松茂又来电话,担心“功败垂成”。他说将来有很多事情需要陈先生处理(陈长文正在受命筹组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如果因为这件小事,造成满城风雨,影响了以后的大事,很不值得。

    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也在密切联系中。红十字会及时地将每次电话内容转告国务院台办。乐美真当时具体负责与红十字会联络,并将有关情况报告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孙晓郁副主任。孙副主任多次召集会议,分析研究各方面的情况,经过慎重研判,权衡利弊,大家一致认为遣返不是单方面的事情,要双方配合才能进行。为此,必须进行见面商谈,且商谈的时机渐趋成熟,我们必须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前述台湾红十字会希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调查搁浅事,在新华社文章发表后,台方在内部压力下,又再次提出。台湾红十字会发来传真:建议两会分别函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团至台海两岸进行调查、或由共邀第三地区之香港红十字会,三方面合组调查小组,分赴贵我两地访查。据了解,此一建议是来自台湾当局的“委托”,陈长文在台湾表示,台湾“分别以口头和电传方式,转达给国际红十字会和大陆红十字会。”显然,这个受托建议与他们数次发来的建议商谈两会配合遣返事不吻合,显然是“奉命行事”,而非本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介入此事的态度已相当明朗,香港红十字会在“九七”前还是英国红十字会的分会,两岸的事情只有两岸自己来解决。以我们的立场,也不可能把两岸的事情放到国际上来解决,当然对台湾红十字会的建议未予理睬。但确有与台湾红十字会派员“共赴福建平潭进行实地考察”的打算。当时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曾指示:由红十字会与台湾红十字会商谈澄清平潭事件,不去香港,请其派人到平潭现场。乐美真是在8月14日向红十字会传达了吴学谦副总理的指示,红十字会台湾事务部负责人作了电话记录。由于后来发生了第二次惨案,情况有了变化,此事也未予进行。台湾方面为了缓解内部的压力,一度想单方面改变遣返作业,不谈即办。后来发觉没有大陆方面的配合是不行的,随即联系商谈地点。

    乐美真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