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良这里所说的风险，当然指的主要还是上海有关方面的对“星期日工程师”这种流动技术人员的不认可和设置的种种限制障碍，甚至是批判和处分。

    他的这种担心和考虑不是毫无道理和无事实根据的。

    实际上，从上海市来讲，对这种类似“挖墙脚”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归结起来，很多单位的领导对“星期日工程师”主要有“三怕”：一怕他们利用“八小时之内”干“私活”，影响本职工作；二怕他们胳膊“朝外弯”，泄露技术秘密；三怕他们收入增加，动摇“军心”。

    国家的改革开放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在计划经济体制还占主流地位的条件下，技术人员利用工余休息时间，兼职社会服务，取得一些报酬的现象，常常被视为“不务正业”，“搞私活捞外快”，严重的还曾遭受到批判或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所以上海检察机关经常以对内办受贿，对外办行贿的名义，接二连三到江浙一带和上海乡下等地抓人。这其中，有收容审查的，有取保候审的，甚至还有直接批捕的。把很多地方的乡村干部搞得人心惶惶，严重影响到了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

    王国良的根据，他们学校就有两位老师，都有“星期日工程师”的经历。虽然他们两人最后的结果不同，但是他现在回想起来都记忆尤深，印象深刻。

    现在和他一个教研组的杨老师，本来从事的是无线电的研发和教学工作。两年前，为了请教电视机生产技术，浙江湖州曾邀请他过去上课。

    事情办成后，当地的乡镇企业领导塞给他一只信封，杨老师不敢要。但是对方最后还是硬塞给了他一条黑鱼、一只甲鱼，盛情难却，他只好带回来上海。

    不知怎的，两条鱼的事情竟被人知道了，还被告发到了学校。学校很重视这件事，支部书记专门找杨老师了解，让他写了一个情况说明，然后在教职工大会上还作了深刻检查。

    这件事当时在王国良他们学校引起轩然大波和强烈的反响。

    要命的是，这位杨老师当时正是申请入党的关键时刻。因为这件事他还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支部书记说“这个就不进档案了”，他心里的石头才算是最终落地。但是因为这件事，他被调离了课堂理论教学岗位，照顾到王国良他们的实训部门。

    从此以后，这位老师就断了“星期日程师”的念想，不管是谁来相请，再也没有出去做过技术咨询这一方面的工作了。

    还有一位老师，姓郭，是高级工程师，老家江苏常州。

    其时他老家乡镇企业刚起步时，就不断有人通过亲戚辗转找来找他，家乡甚至愿意出10万元请他回去办厂。这时候王国良他们老师的月工资不过数十元，这就是相当大的诱惑了。

    但是这位老师和家人很干脆就拒绝了。其实，上海大国企和大中专学校、科研院所的高级工程师，当然是不会轻易放弃上海户口的。

    只是一推再推，却是乡情难却。他只好答应在节假日，力所能及地帮帮忙。

    王国良和这位郭老师因为工作关系接触比较多，私下里关系也还不错，知道他曾经在海外留学多年，在船舶电子方面有很深的学术造诣。

    两人曾经还就“星期日工程师”的现象，有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两人之间在私下里有过一次简短的交谈。

    按照这位郭老师的说法，兼职在外国很普遍的。在国外，一位大学教授兼职公司顾问是常有的事。他认为国内科学技术人员业余兼职，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王国良甚至曾经问过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业余兼职一定会影响到他自己的本职工作吗？

    这位高工老师当时一愣，想了想，接下来细数他本职工作的成果：这几年他在本单位的课题和项目照样完成，从未耽误。

    他说的很直接：“知识分子这点起码的精神文明和觉悟，我们还是有的，好伐？再说，单位管理上可以再严格一点，这些不应该发生的事不就是很好解决了吗？”

    郭老师告诉王国良，为了农村经济的振兴，许多科技人员放弃一个个休息日，奔波于市区与乡镇企业之间。他们中有的人身体不好；有的下乡前把孩子托付给邻居；有的一次次骑自行车到郊区。

    说着说着，这位老师情绪明显上来，反问：“现在，社会上对‘星期日工程师’的看法褒贬不一，贬的占大多数。那我就有要问一句了，他们这般辛苦，这般成就，却好像是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一样，还要被迫‘保密’。这样奇特的现象，王老师你觉得正常吗？”

    他停顿一下，往上推推眼镜，说：“王老师你晓得吗，从我自己亲身参与‘星期日工程师’其中的体会，相比报酬，不仅仅是自己可以真正施展才华造福社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种知识被尊重、被敬仰的感觉。”

    王国良不响，听这位老师继续往下说。

    “通过兼职，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就那么流动起来了。上海的工程师们为大批中小乡镇企业带去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