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孩子们爆爆米花、看看电影等方式寻找过年乐趣不同，大人们更多谈论的是各自工作和生活上枝枝节节的事情。

    这日，大伯特意过来陆家嘴找小毛爹。

    原来是今年大伯去江苏江阴丈母娘家过年的时候，当地的一家小造船厂听说他是在上海开船的，特意通过亲戚关系辗转找到他，想请他帮忙解决造船厂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大伯的意思，要是小毛爹有时间的话，倒是可以为嫂子老家的这家船厂出谋划策，不仅可以得到另外一份收入，也算是为当地的船厂出一份力气。这样一来，作为从老家出来的人，以后再回去也就有了面子和里子。

    王国良想了想，问：“阿哥你自己本身技术熟练，不是全可以去出谋划策的吗？”

    大伯和小毛爹的大名，一个叫王国贤，一个叫王国良，连贯取自“国家贤良”的意思。

    大伯王国贤哈哈一笑，说道：“我开开生活船还可以，毕竟都开了快三十年了。只不过这是最简单的一种船，现在他们要找的是熟悉渡轮、大货船的技术人员。这种船我接触不多，不来事的。”

    王国良洗干净搪瓷杯，放进去茶叶泡茶。

    王国贤说道：“阿弟你开过渡轮，又在学校教学这么多年，还有中级工程师的职称。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比我要强，所以你过去船厂应该比较合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嘛。”

    王国良呵呵一乐，说道：“我晓得了，你这是要我去技术支援他们当地的小厂。这叫做什么？让我想想，我们学校就有人这蛘的，叫做什么星期日工程师。”

    “对，就叫做星期日工程师。”王国贤说道，“这不是现在正流行的做法吗？”

    这几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门开启，江苏苏南等地大批乡镇企业开始蓬勃兴起发展，深刻改变了农村经济状况。农民们初尝办企业的甜头，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的激励下空前高涨。

    只是说来容易做来难。习惯了拿锄头的又怎么搞工业?

    这些大多数出身“草莽”的企业，一缺技术和人才，二缺设备，三缺市场门路。

    其中最最关键的，技术是个门槛。

    这些乡镇企业普遍不仅奇缺懂技术会使用生产设备的技术人员，更欠缺技术积累，谈不上什么核心技术，大家只能依样画瓢，所以在企业发展方面急需高技术人才的支持。

    而与此相反，在一些城市的高校、研究所和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却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发挥，很多科研人员都闲置在家无事可做。

    缺设备，可以捡旧设备；资金少，可以勒紧裤袋；人才，却只能外面寻找。

    于是，对于苏南地区的乡镇政府和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想要发展的这些乡镇企业来说，解决技术缺乏这个限制进一步发展桎梏，主要依靠两类人员来解决技术和管理问题。

    一是从城市下放或退休在本地的干部和技术工人；二是通过种种关系从上海、南京、无锡、苏州等城市工厂和科研机构借脑借智，聘请工程师、技术顾问和师傅，帮助解决使用机器、开发产品、保证质量、降低成本等技术难题。

    其中最基本最简捷的办法，就是到上海去“挖墙脚”。他们想方设法到大上海延请一些国企的技术员或工程师，希望对方利用周末时间赶到江苏指导一下，这样慢慢就开始出现了“星期天工程师”现象。

    当然，这种科技人员业余兼职，不仅在苏南，乃至全国都有。随着这支队伍的壮大和作用的增大，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在半遮半掩中从幕后走向前台。

    沪郊、苏南及至长三角区域，“星期日工程师”逐渐成为乡镇企业攻坚克难、低成本的技术别动队，为长三角乡镇企业的勃兴，注入一针“强心针”。

    星期日工程师对社会来说是个“补缺”，人才本来不好流动，突然有了一块“自留地”，生产力一下就释放了。这就好比卡拉oK，憋了许久终于唱出来了。

    从此，上海智慧、技术、理念就这样流动起来，为大批中小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救了急。星期日工程师知识和技术的输入，为那些技术力量匮乏而生产上不去的乡镇企业业带来无限生机与活力。

    另外，星期日工程师让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流动起来，由此而生的科技体制变革，裨益亦延续至今。

    所以上海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每到周末总有一群外表特征明显的人，他们大约40-60岁，身穿洗得有些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胸前插着钢笔，手提人造革公文包。

    这些人看似温文尔雅，又透露着谨小慎微，彼此心照不宣地从车站、码头出发到郊区，或帮助乡镇企业开发新产品，或培训技术骨干，或解决技术难题。周一又回到上海，继续在大专院校、研究所、国有企业上班。

    这些人，就是当时的上海所独有的“星期日工程师”。

    每逢周六的傍晚，在上海长途汽车站、火车站，有那么一群人，从外表特征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