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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武老师最后一次来看卞姑娘以后——武老师最后一次来看卞姑娘是在春节前。”

    “你一共截了卞寄秋多少封信？”

    “三封信。”

    “信还在吗？”这句话好像有点多余。欧阳平也这么认为，但还得这么问。

    “扔进灶膛——烧了。”

    “三封信里面都写了什么内容？”

    “写了什么内容，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但大致内容我还是能记得的。”

    “说。”

    马迎美之所以敢于让卞寄秋凭空消失，应该和这三封信里面的内容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到目前为止，欧阳平和同志们始终没有认定是马迎美一个人让卞寄秋凭空消失的。大家千万不要忘了，马主任的身上可没有会下崽的猴子哟。欧阳平始终没有忘记马二春被捕时的眼神，更没有忘记，马主任在被捕时对儿子的心里暗示。虽然，马迎美交代的情况和同志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吻合，但欧阳平绝不会轻易得出什么结论性的东西。尽管欧阳平的手上一时还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但一向执着于直觉的欧阳平，轻易是不会改变自己的直觉的，在欧阳平看来，唯一能打败直觉东西，只能是事实和证据。

    一只饥饿的老鹰，盘旋在高空，一只野兔进入它的视野，这只饥饿的老鹰会放过那只野兔吗？马迎美就是这只老鹰，而卞寄秋就是那只野兔。

    马迎美竟然连卞寄秋的信件都敢截留，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卞寄秋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个能躲避风浪的港湾，她还会呆在田家堡吗？遗憾的是，卞寄秋没有地方可去，如果不是有一个期待在支撑着她，很难想象她将如何度过那漫漫长夜。所以笔者说，卞寄秋的悲剧，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包括卞教授投河自尽和陈老师的精神失常，都是社会的悲剧，更是整个人类的悲剧。

    马迎美沉默着，也许是在极力回忆信封上的内容。

    “马迎美，你想起来了吗？”

    “我只能说一个大概内容。”

    “行，说吧！”

    “第一封信上面提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信中说，自从卞姑娘到精神病医院去看望她母亲以后，她母亲又发病了，病得很严重，自己病成这样，一看到女儿，心里就非常难受，所以她叫女儿不要到医院去看她。在邮递员送这封信之前，卞姑娘是进了趟城，回来的时候，眼睛肿的像桃子。”

    一个身患精神疾病，不能照顾孤苦伶仃的女儿的母亲，突然看到自己的女儿，精神上的压力是很大的，而此时，她眼睛无力承担任何压力。

    “第一封信就这些内容吗？”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信的最后，还提到让卞姑娘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话，在母亲出院之前，千万不要再在到医院去看她。对了，心里面还提到卞姑娘的母亲自杀过一次。”

    “第二封信呢？”

    “第二封信的内容比较短，主要是说陈老师的病有了明显的好转，让卞姑娘在农村安心劳动，争取早一点回城，好好照顾母亲，只要能回城，陈老师的病还是有康复的可能的。”

    “听你的口气，信不是卞寄秋母亲写的吗？”

    “三封信都是武老师写的。”

    陈老师要是能给女儿写信的话，就不会呆在精神病院了。

    “第三封信呢？”

    马迎美道：“第三封信上说武老师要到新疆去走亲戚，恐怕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要卞姑娘自多保重。回城之后，要好好照顾自己的母亲。母亲的未来和希望全寄托在卞姑娘的身上了。”

    所谓“走亲戚”就是武老师陪被发配的丈夫到新疆去“劳动改造”——去进行所谓“灵魂深处的革命”。陈老师把自己的丈夫弄丢了，留下女儿一个人在农村孤单无依，茕茕孑立。她不想让自己的丈夫走卞教授的老路。内心的痛苦只能自己承受，年轻的卞寄秋恐怕很难完全读懂，所以，武老师只能说是“走亲戚”。说到这里，不免会让我们感到一阵阵的辛酸和痛楚。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有多少人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利。那应该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中华民族啊！你何时才能摆脱一个又一个梦魇所纠缠呢？

    “马迎美，卞寄秋完全脱离了父母的监控，你难道就不怕卞寄秋的亲戚找到田家堡来吗？”

    “卞姑娘曾经填过几次档案表，我发现，社会关系一栏全是空白，我曾经问过她，她说她父亲是外地人，是独子，她母亲有几个姨娘，都在台湾和香港，而且从来没有来往过。”

    马主任对卞寄秋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了如指掌，正如同志们所分析的那样，马主任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才敢于对卞寄秋下手的，正因为如此，卞寄秋在失踪十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竟然无人问津。如果不是田家堡人在田家大塘捕鱼的过程中无意发现了卞寄秋的尸体，恐怕卞寄秋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