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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岁月，涛声依旧。除了乐美真参加了当年的金门商谈，还有韩长林、张希林、方庆云等几位亲历者，他们从另一个侧面，回忆这一重大事件。

    韩长林说，按双方商定,“金门协议”在得到各自主管部门的批准后,于签字后的一周,在海峡两岸同一时间通过新闻媒体对外宣布。宣布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正是在北京举行亚运会期间,以报道亚运会为名而进入北京的港台记者空前增多,而许多记者一下飞机便直接跑到我的办公室采访,或录音或摄像,一时我那里成了新闻中心。记者们最感兴趣的是这次商谈的政治背景,因为“金门协议”无疑是开创了两岸通过民间渠道解决广泛而重要的、更具有官方色彩的问题的先例,没有各自高层的认同,是绝不可行的。毋庸讳言,这次民间形式的商谈,不仅是两岸关系史上第一次在台湾金门岛举行,而且达成的协议,绝不是由红十字组织即可实施的。我们这些中共党员,在一场强台风刚过,海面上还有七八级风浪的恶劣天气条件下,登上台湾战备重地金门岛,真是谈何容易。在当时,连台湾本岛的人,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进入的。因此,台湾岛内各种猜测雀起,盼望两岸早日统一的台湾人民,从此得到了某种信号,看到了某种希望,新闻媒体自然更想探个究竟。许多记者都问过我:韩先生除了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秘书长职务外,还担任什么长？想借此了解此次谈判的政治背景。我告诉他们,“除秘书长职务外,我确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长’,那就是‘家长’。因为任何‘长’,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唯有家长,却是永恒的。”记者们笑了,再也不问这类问题了,但这次谈判的政治意义和官方背景,是不讲自明的。

    韩长林回忆，经过海上的颠簸,登上金门岛,已近中午时分。在欢迎午宴上,几个特大的盘子盛满了烹制精美的海鲜,“我记忆最深的是石斑鱼,体大肉厚而特别鲜美。”主人告诉我们,金门岛的近海盛产石斑鱼。在海峡两岸对峙前,福建沿海的渔民,经常在金门岛附近捕捞。而在国民党退据台湾后,祖国大陆渔民多有因到金门附近捕捞石斑鱼而被国民党金门驻军的枪炮击伤,甚至葬身海底。过去金门的渔民也常来大陆贩卖石斑鱼等水产。1949年,两岸开始武装对峙的时候,当天早上来大陆的渔民,晚上却无法返回金门了,至今仍滞留大陆。窄窄的一段海域,却阻挡了骨肉几十年。席间,主客双方都多次举杯,祝愿两岸尽快统一,早日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人民自由往来,亲人团聚。为了不误宴会后即将开始的正式商谈,大家只好“真酒假喝,假酒真喝”,望着桌上的金门高梁酒,而不能尽兴。“1998年7月,我同夫人苏穗青应朋友之邀访问菲律宾时,在一处风景区由台湾人经营的大酒店里,同几位菲律宾和台湾朋友聚会,当朋友介绍我就是第一次登上金门岛商谈的‘金门协议’签字人时,他们特意拿出了几瓶金门高梁酒,大家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回忆往事,展望未来,直至深夜,酩酊大醉。许多台湾朋友,初次见我,常常提及‘金门协议’,他们认为我们为两岸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因而对我多了一分友谊与敬重。”

    韩长林还说了一个他的金门之行的小插曲：我1990年9月14日回到北京后,在换洗衣服时,突然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把钥匙。因为样式与我的不同,我当即意识到，这是把金门住房的钥匙带了回来。“我很着急,这真是一件难以处理的小事。原来在离开金门前一天晚上,我换了一条裤子,因为离金门的当天,无外出安排,所以不必锁门,便未动钥匙,就这样把不该带走的钥匙带走了,又无法送回。我真不知道,为我服务的那位戴眼镜、穿便服、大学毕业后在金门服兵役的‘阿兵弟’,现在哪里?他是否因为在执行这次临时而又特殊的任务时,由于‘失职’而受到了处分?我要说,这不是他的失职,也不能说是我的错。事情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阴差阳错。但愿我们在两岸关系中,多一些信任和理解,少一些猜疑和误解。金门岛上我住过的那间房,是重新配了钥匙还是又换了新锁?我确实多次想过。”

    张希林是参加金门商谈我方最年轻的一位。说起金门商谈，张希林特别兴奋，毕竟那是两岸隔绝多年后的第一次踏上金门岛。他说，金门商谈的直接过程只有3天,3天的时间本来就短,况且转瞬已过去多年。当时的一些情景早已淡忘,但无法淡忘的是我们商谈的对于一一对岸红十字组织的几位同仁。非但无法淡忘,随着时光的流逝,反倒在他记忆的底片上愈发清晰起来。

    当时对岸参加商谈的共有4位先生:陈长文、常松茂、徐祖安、邓中正。前三位可以说是老友,邓中正先生是新朋(后来知道他真实的姓名叫邓定秩,乃金门军方参谋助理兼执行官)。邓先生在金门商谈后再无联系,而其他3位先生,此前此后都多次见面。虽然我们的相见多因“天灾地祸”,相见时难,但因此留下的记忆则更深；虽然我们都有各自的立场和信念,但白底红十字旗帜使我们成为朋友,使我们的连接更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