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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说双方都怀着很大的诚意来商谈，但在协议主体名称的表述上双方还存在分歧。陈长文说，以双方红十字会名义签，要称大陆地区红十字会，台湾地区红十字会。这是个技术问题，应完全抛开意识形态。乐美真不同意这种表述。陈长文问，“你们怎么称谓？”乐美真说，“严格地讲我们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你们叫‘中国台湾红十字会’。”陈长文一听马上说，“那不行，如果这样，我们叫‘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乐美真坚决地说，“你要那样称谓，我们连条文都不同意签，可以不用谈了。”至此，和缓友好的气氛一下子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显然，双方都是抱着最大的诚意坐下来商谈的，谁都不愿意前功尽弃，但总要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提法，这确实是考验中国人智慧的时候了。

    在意见一致的部分如何写法，陈长文建议再讨论。乐美真说，“我们已有一个方案，供你们研究参考。”乐美真把事先拟好的双方遣返的草案递了过去。台方有点出乎意料，常松茂先生连说，“好、好，我们看看。”陈长文先生说，“今天下午我们就可以去参观，明天再谈。”于是，大家起身喝咖啡、休息，然后我方人员在陈长文、常松茂陪同下，参观了金门岛的中山纪念林、蒋经国先生纪念馆及古岗湖。

    台方代表徐祖安没有去参观，显然他在研究起草台方的方案。吃晚饭的时候，观察仔细的张希林很快发现了问题：这个招待所服务员全部是男的，脸晒得很黑，他们敲房间时，本能地“报告”一声。吃饭的盘子出奇的大，不用说这些都是“阿兵哥”。当我们讲给陈长文听时，双方都哈哈大笑。其实那位邓先生的真正身份就是金门军方参谋助理兼执行官邓定秩“中将”。据台湾记者透露，另一位“参谋本部作战次长”李建中“中将”没有出场，他与邓定秩都参与了在金门统筹规划这次金门会谈。陈长文与军方关系密切，选择了这样一个“战区”来商谈遣返问题，真有点入“虎穴”的味道。不过在场面上，彼此都亲切友善、彬彬有礼。

    原来说好晚上7点，台湾方面可以把他们的方案拿给我们，但我们左等右等，迟迟没有送来。晚饭后，几个男子赶到陈长文的套间，只听见他们要赶装通台北的专线电话。我们则集中在韩长林秘书长的套间商量一些细节。

    乐美真说，晚上近11点，徐祖安拿来他们写的方案。徐祖安走后，我们5个人仔细研究了台湾方面写的备忘录草案，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们觉得草案中最大的问题是“双方所辖地区”、“非法越境者”的提法。其实在商谈的下午，我们就提出“非法越境者”的提法不妥，对“法”字双方解释不一，“境”字有“国境”、“边境”之分。严格地说，“偷渡”的提法也不严谨，再加上双方商谈的主体如何表述等问题，真是颇费思索。夜深了，我一点睡意都没有，满脑子都是想如何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提法。我建议张希林和我一起开夜车，根据大家的意见改出一稿。我们俩就留在韩长林秘书长套房的外间，认真研究台湾方面的方案。我们觉得整个框架还可以，但在关键的地方，我们确实是绞尽脑汁，反复推敲。最后我们用“海峡两岸红十字组织”来表达商谈的主体。对遣返对象，我们想出了两条：一是“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居民”，二是“刑事犯”。对正常打鱼的渔民，我们始终认为不能列入遣返对象，所以在遣返对象的第一条，我们加了一句：“但因捕鱼作业遭遇紧急避风等不可抗力因素必须暂入对方地区者，不在此列。”此外，我们对台湾方案中出现的“所属主管部门”、“对方所辖地区”、“他方居民”这些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均作了变通处理。这样，我按原来的脉络，从头顺下来，归纳成5条，回到房间已是凌晨3点了。高度紧张过后的是神经过度兴奋，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光着眼睛直到天明。

    第二天清晨，我方将草案文本交给了常松茂。一个小时后，传来台湾方面的回话。陈长文说，我们可以此作为讨论的协议文本。双方代表又坐下来进行最后的商谈。讨论时，我方代表强调了两点：一是在大陆也有一些违反大陆规定的台湾居民长期滞留，有的还是台湾通缉的刑事犯。这些人在大陆尚未犯罪，但也应考虑遣返。二是重申正常捕鱼的渔民进入对方地区是经常发生的。台湾渔民经常来大陆捕鱼、避风、加油、修船，大陆沿海各地都给予很好的接待。因此，两岸渔民的正常往来不能随意抓扣遣返。对双方渔民的小额贸易，建议不写进去，因为说不清楚。乐美真说，备忘录可以更简练，双方有默契，条文可以简化。既然都有共识，建议用协议书。陈长文回答说，“协议书”和“备忘录”，后者更低一层，协议更为正式。如果从互谅考虑，用“备忘录”更好。

    乐美真说，双方对文本中核查时间、船只等问题及个别地方交换了意见，进行了修改。在大体条文取得共识后，我们又讨论排印、签字、新闻发布等技术性问题。陈长文开玩笑地说，你们大陆的签字习惯是不是左派签左边，右派签右边。此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