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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府城的清军已经被国民军全数缴械，但在黄冈镇当地还驻扎有一营防军，管带为方龙骧，约莫数百人，未有降服消息。

    司令部方面得知此讯以后，便派张云逸、萧枳支队买船前往招降。此时粤东一带民气高涨，支队前往黄冈镇一路上陆陆续续都有志愿的学生军加入队伍。

    这之中最让张云逸感到惊喜的，自然是他在广东陆小时同班、同桌、同寝的老友薛仰岳，也以志愿学兵的身份来到潮汕报名国民军。

    “老虎仔！薛仰岳！伯陵，自从你北上保定军校读书后，我们就太久没见啦！”

    张云逸平素里总是一张古井无波的脸，很少有情绪变动的时候，萧枳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张支队长这样激动的神情。

    “哈哈，逸仔，莫叫我薛仰岳了，我去保定时已改过名字叫薛岳啦。”薛岳还穿着一身清廷新军的军装，只是已经摘掉了全部的军衔标记配饰。

    薛岳大大咧咧道：“去年我就从保定军校毕业，直到最近听闻梅县起了革命军，立刻就抛下军职南下回乡，没想到你较我动作更快，如今已是这大名鼎鼎的国民军支队长了，真叫人羡慕。”

    张云逸和同桌在革命高涨的胜利时刻重逢，激动兴奋的心情自然难以言表，他向支队的指导员萧枳介绍道：

    “这位是薛仰岳……薛岳！表字伯陵，是我在广东陆小黄慕松监督门下读书时的老同桌，也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

    “伯陵兄，久仰大名。”

    “哈，我哪有大名可仰嘞！跟你们比起来，我就是个不走运的倒霉蛋。”

    “什么不走运？现在革命形势高涨，国民军也是用人之时，我听说林老师到处找人充实军官速成班和军士训练队，都焦头烂额到不行呀——伯陵，你知道叶挺、张发奎这些人的下落吗？若有门路，快将咱们的老同学都叫来汕头呀。”

    “军官速成班？这是你们国民军中的新名目吗？军士训练队又是何物。”

    萧枳代为解释道：“军官速成班与满廷之速成学堂类似，想来伯陵兄能够理解。军士训练队，则是我国民军的特色，系由军中有经验的老兵带头，给优秀战士做且战且训且教且育的特殊训练，在实战暇余中迅速培育军队骨干的士官阶层，以较快充实军队框架。”

    由于“四纪八规”的存在，而且也是因为有着总农会、总商会在经济上的支持，国民军纪律表现比其他会党民军好得多，所以薛岳到潮汕后，的确感到这里的革命军军纪不比他省，要好得多。

    林淮唐为梅县佃农算过一笔账：

    1石种每年收获27石，一半还地租后，还剩下13石5斗。每石价值6元共得81元，加禾稿3元，共得84 元。而农民的支出则为肥料30元，种子5元，农具消费5元，工食54元，共为94元，佃农亏本10元。

    总农会宣传给佃农的道理，就是长此以往，佃农只好典卖祖传的屋宇厕地，嫁妻卖女，最后把自己作为猪仔卖去，或到都市为苦力，或上山为匪为兵，总是向着“死”的一条路去。

    佃农不想这样死去，就要参与潮梅总农会组织的抗租活动。这时候为了避免刺激缙绅地主、土豪劣绅，总农会还没有提出“减租”口号，主要宣传的只是“拒绝田主升租”、“凶年呈请减租”而已。

    在嘉应州不少村庄，由总农会整合各地联庄会后领导的“同盟罢耕”、“同盟抗租”运动都取得了不小成效，比如在梅县已经迫使田主在水灾后减租二成，并普遍使得田主取消了“三下盖”、“伙头鸡”、“伙头钱”、“送家交纳”、“铁租无减”、“加租”、“吊地”一类的陋规。

    国民军奋起以前，潮汕各地农民一直是隶属于满清的皇帝、官僚、绅士和田主这班人底下，农民怕地主绅士和官府好像老鼠怕猫的样子，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

    潮梅总农会在领导各地农会抗租抗佃胜利以后，又有国民军的武力作为保障，则地主的头盖、绅士的扇头、官府的锁链或者护弁及手枪之恐吓，都不再能成为一种威胁。

    总农会从所减之租中，抽出一成，作为国民军的军费需要。要知这时固然朝廷是横征暴敛，但田主所征地租往往数倍、十倍于朝廷所收赋税，因而总农会只从所减之租中抽得一成为军费，对国民军来说，都是一项非常大的帮助。

    总商会对国民军的军费也有帮助，这主要是国民军保证在光复地区内，取消所有的厘金钞关，总商会则按所减厘金的一毛一分为国民军提供军费帮助。

    其实目前国民军也好，先锋队也好，根本没有人手接管嘉应州及潮州府内各厘金钞关，而满清原来的厘关官员尽皆腐败透顶之辈，若任其维持，除了使他们中饱私囊外没有任何用处，不若裁减以换得总商会的支持。

    薛岳对萧枳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