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一旦受审便必死无疑”——乔治.阿尔西.丹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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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东境的边陲城市斯特拉斯堡，其实就整个欧洲来说绝非“边陲”，实则是法国和德意志两片文明区域的交汇处，这座崇尚新教的城市是“法兰西和德意志之间的万花筒转盘”，它拥有着两个国度的璀璨文化、艺术和科学，街区上耸立着哥特风塔楼，也有大批的洛可可风建筑，教堂既有天主教的也有路德宗的，它的大学是法国顶尖的，也在德国大学位列第二（仅次于哥廷根大学），它的国际性无与伦比，是不折不扣的“外交官摇篮”：

    歌德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过，不过他的建树更多在文学；

    巴伐利亚著名的国务活动家马克西米安.蒙特格拉斯伯爵在此就学；

    俄国著名外交家安德烈.拉索莫夫斯基侯爵曾在此就学......

    时值1790年六月，大学一座单独的讲堂里，某位年轻的学生正优雅地翘着腿，穿着考究，与该大学最杰出的国家法和历史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威廉.科赫先生交谈着。

    话题便是“民族，历史和哲学。”

    “历史的排列，是按照事物进步的顺序来的。不过克莱门斯，真实的历史排列里，却远不止‘进步’，还有假象、启蒙和迷信等东西也混杂其中，进步不断出现，但假象和迷信也不断出现，我们思考的精髓就是试图从这种乱象中，识别出规律性的痕迹，为未来有着明确目标的行动做出规划。”

    那年轻学生用流利典雅的字迹，记录完科赫教授的论点后，便抬起脸来，他长得很英俊，鼻梁端正高耸，稍微有点鹰钩，嘴唇薄但线条明朗，弯弯眉毛下一对黑色眼睛炯炯有神，像是海洋里的珍珠，眼瞳里透出的气息明快但不炽烈，有时候还带着些轻佻和玩世不恭，不过应该没人会把这年轻人看作成个浪荡公子看待，他的谈吐格外清晰而有条理，“也就是说，历史基础上形成的准则和规则是永远正确的，因为它们符合事物不变的规律。我们收集好这些原则，便能把它形成自己的道德学说及政治体系。我在其中，要察觉人类有史以来各种统治方法的推动力，它的长处和缺点都是什么，英雄崛起的法则，还有他们先后衰落的诱因......我觉得，像我这样有志于领导公众事务或从事国务外交的人，眼光决不能局限在自己的民族上。”

    “说得对，克莱门斯。”科赫教授走到了黑板上，写下了“民族江浙浙湖浙”、“自负”和“偏袒”的字样，使用的是德文，“历史的目的是什么？不，我们学习历史不是为了学习史实本身，而是要学会如何运用历史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治愈我们由于自负和民族偏袒而误入歧途的毛病。谁只认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谁就会变得自以为是，认为只有他生活的那个地球角落里的统治、习俗、观念主张才是唯一合理的，与生俱来的民族的自负会滋长这样的偏见，并瞧不起其他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就产生了，随后盲目自负的民族，便会催生政治恐怖主义，以及对外疯狂的侵略扩张。”

    “那什么才能挽救呢？”克莱门斯张开双手，询问说。

    “一种凌驾在国家、民族上的世界主义，在这种主义框架下，所有人都共享一种叫‘政治理性’的东西，这种理性能维持真正的和平，我将其称作Kosmopolitismus。”

    “这是两个词汇的联合，希腊语comos和polis，‘世界’还有‘城邦公民’，哦科赫先生，您是想让种叫‘世界公民’的政治家出现吗？”

    “没错，克莱门斯，你该成为这种公民，你的视野不该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也不该单单在法国或德意志，把它扩散出去——北美、拉丁美洲、东印度、加拿大，还有诸如奥斯曼这样的国家，审视每个民族的精神和性格特点，还要了解它们之间的战争，目标便是重新架构起它们间的和平。”

    “这种和平的典范是什么？它存在过吗？”克莱门斯的眼睛闪闪发亮。

    “有的，那便是我们德意志帝国宪法。”说到这，科赫教授的眼睛也充满了光芒。

    “哦？”

    “德意志帝国，你也该知道，绝非是个帝国，而是个分裂的松散的邦国联盟，他的宪法也是部混合式宪法。也许很多德国人认为这是种不幸，但从我的Kosmopolitismus学说角度来看，这恰恰是整个欧洲的幸运。德意志分裂成了许多小邦国，又以邦联的模式形成个欧陆最重要的国家，可以说欧陆的势力平衡集中在了我们德意志，所以这部帝国宪法既是国家法律，也是国际法律。如果德意志统一，成为单个民族单个国家，那就太可怕了，它不容置疑会出现一位实力超强的君王，并极其容易地会形成个万能皇朝，其他欧洲国家不可避免会遭到这个君王和皇朝的专制暴政肆虐荼毒的。而这部帝国宪法下，德意志每个乡镇每个省份每个邦国都有适合它们的法律和机构，但往上又不违背共同利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