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野上下忙着清量田地的时候，有关科举弊端的奏疏摆上汪舜华的案几，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块巨石，引发了千层浪花。

    事实上，目前的科举考试还没到祸国殃民的地步——被顾炎武痛斥为“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的八股文，其实现在还没有真正产生，至少官方没有强制要求。历史上直到宪宗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才逐渐形成了以讲究格律、步骤，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

    所以，汪舜华没有必要为一个还没有出现的问题纠结。

    但科举的问题确实已经开始凸显：

    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钳制思想，当然反过来说就是统一思想，但它将思想完全统一到孔子的思想上来，这就有问题了。当然，综合管理岗考孔孟没啥，毕竟马列毛邓都还没有产生，汪舜华自认自己也没那个能耐能够构建完整的哲学体系；但是其他的专业技术岗位和行政执法岗三类还是应该侧重专业技能的。

    其次是滋生了腐败。这个是废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为了考上拼命拉关系找后门甚至卖考题这些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严打就行，保管死的心服口服。

    但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结党。所谓门生故吏，朋比为奸，就是如此。

    历史上嘉靖时期，张璁对科举进行了改革，扫除了一些积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汪舜华这个历史白痴对此不太了解。

    不了解也不要紧，建极时期的官员们也不是吃闲饭的。

    出乎众人意料的是，提出科举改革的是文华殿大学士商辂，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三元”，大满贯选手。

    他说科举有问题，比其他人说有力度一万倍。

    商辂在历史上以守成著称，在改革创新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建树，但这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如此，不能说他自己真的没想法。

    事实上，商辂的三元之路并不顺畅，他在宣德十年考中乡试后，连续三次落榜，直到正统十年才在会试、殿试中一举夺魁。对于科考的问题，他不能说没有感受。

    这些年朝廷提倡发现和解决问题，对于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他也进行了深入调研和思考。

    当然，站在他背后的官员还有不少，包括知名学者曾彦等人，都是多次落第。当然这人历史上后来考中了状元。

    去年疾风暴雨的改革，让商辂看到了汪舜华的勇气和决心。他开始重新审视当年汪舜华的施政宣言，即便不能全部做到，朝这个方向努力，总还是不错的。

    于是他上书指出，目前科举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文风过于浮华、考官录文不实、所选考官不行。

    考官的问题，就是除了两京主考用翰林官，十三省乡试考官都是本省自行安排。此前是教官、耆儒兼用；景泰三年，不再用耆儒，由布政司和按察司会同巡按御史在本省教官中推举五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精通文学、持身谦谨者充任。本意是要考官得人，但由于是布、按二司与巡按御史推举，而教官职份卑微，对上司的嘱托自然不能不有所关照，有的甚至主动献殷勤，致使考生意见纷然。这些年来，不断有人建议差京官往各省主考乡试，以杜请托。

    商辂详细介绍了来龙去脉，语气不无悲愤：“关节已经事先打好，能录取的多是权贵子弟。科考不公之弊，莫甚于斯。”

    这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汪舜华想到当年王文等人因为子弟没有考中就弹劾考官，简直乱来。

    有鉴于此，商辂提出，有必要进行改革。

    首先是文风问题：“凡考试文风务要平实尔雅，裁约就正。说理者，必窥性命之蕴；论事者，必通经济之权；判必通律；策必稽古。非是者悉屏不录。”

    汪舜华点头：“说得很好。”

    商辂接着提出：“以后可派京官参与乡试，打破地方科举垄断，真正为国选材。”

    汪舜华也同意了，以前正副主考由翰林官充任，同考官由礼部、詹事府等部门派官，其他的提调、监试、供给等官仍由地方官员充任。

    此外，为了避免科举一家独大，彭时等建议恢复三途并举。

    汪舜华拒绝了，三途并举就是科举、监生和举荐三途并重,前面两个都还好，监生好歹学校出来的，只要不是买的资格，多少还是有点学识的，尤其这两年太学生到处办差，很该给其中办得好的一个前程，其他人才有办事的动力；举荐这个实在太坑，虽然说现在会举荐很多知名人士，但一旦作为重要手段，走终南捷径炒作包装自己都是轻的，更严重的是攀附朝臣和地方官，求得保荐的资格，这个举孝廉有什么区别？到时候滋养一批学阀、门阀，必然贻害无穷。

    彭时不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