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英国人送上飞机之后，耿谨文就走到了另一群人的面前对着相识的一人打招呼道：“季陶兄，逸仙博士和展堂兄没来吗？”

    戴季陶对着耿谨文拱了拱手回道：“孙先生和展堂正为明天的会议做准备，哪有空凑这样的热闹。耿兄，这家尚不可一日无主，无主则纷争起，何况是一国乎？贵党究竟是如何打算的，总不能就一这么一直拖下去，让国家空转吧？”

    耿谨文眼睛盯着戴季陶身边站立的两名年轻人，口中则敷衍的回道：“本党的主张从一开始就没有改变过，逸仙博士应当是清楚的。算了，今日咱们还是不要谈公事了，难道出来散散心总不好扫兴的。这两位莫不是从新疆归来的谢晓钟君和林烈敷君？”

    戴季陶侧着身子瞧了一眼身后，方才转回头回应道：“是，耿兄这是？”

    耿谨文立刻笑着对他说道：“正好，我真想找人问一问西北及新疆事务，听说前年财政部、工商部曾经委派两人前往西北、新疆地区调查当地情况，想不到在这里遇到了。季陶兄，你不介意我借他们两人去聊一聊吧？”

    戴季陶想了想便让出了位置，对着耿谨文回道：“耿兄邀请他们MTODMw问事，我怎么敢拦阻。不过我也不好越俎代庖，您还是自己问他们愿意不愿意吧。”

    谢彬和林竞两人都有些发愣，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时就加入了革命党，当然他们一开始是被好友拉去听了孙中山的演讲，然后在好友的盛意邀请下才入了党的，并不是完全的信仰了三民主义。这从他们16年归国后进入了北洋政府，而不是留在日本继续跟着孙中山革命就能看的出来。

    不过谢彬和林竞对于共和党并不算陌生，毕竟他们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正是日本受挫于山东的时候。之所以他们归国后选择了北京而不是哈尔滨，也是因为他们觉得共和党在打败日本之后都不肯进军北京，看起来有些小家子气，这才选择了中央政府。

    而之后两人就被派往了新疆，从民国五年十月到民国六年十二月方才返回北京，这个时候北京的天也变了，他们只能再次选择了回归返回国内的中华革命党，毕竟看起来北洋是真不行了，而他们又没有脱离革命党，总不好去投共和党的。

    虽说两人往西北一行搜集了大量的边省资料，不管是北京政府还是孙中山都对他们的西北之行评价很高，认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壮举。毕竟这个时候从国外留学回来的留学生，大多都只是拿着学历在政府里谋个差事，还没有那个人会这么不顾旅途劳累和行路风险，跑去半万里之外的新疆去实地调查的，这种事没有留学文凭的人也能干啊，完全就是没有好处的苦活。

    但是他们从边省调查带回的资料，也就是得到了几句大人物的夸奖，并不能切实的变为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基础，因为现在的北京政府既没有这个财力，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处理西北和新疆的问题，他们连北京城外的水灾都处理不好，何况是如此遥远的西北边疆地区的问题。

    因此，谢彬和林竞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奔走呐喊，希望国家注意到西北边疆的问题，假如现在不去开发西北，不去解决西北边疆的问题，那么日后西北边疆就真要积弊丛生了。谢彬和林竞的呼吁，除了增加一点个人的名声之外，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为大家都在关注着究竟谁才能入主居仁堂。

    在这样的一个意外场合，耿谨文突然强行邀约两人，既让谢彬和林竞感到惶恐，也让两人感到兴奋不已，终于有人肯关注他们对于西北的开发问题了，这就证明他们过去近两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在犹豫了片刻之后，两人还是同一起来的同伴告了别，跟着耿谨文去航校内找地方座谈去了。

    在草坪机场的另一头，日本驻华公使川上俊彦和袁世凯的顾问青木宣纯、公使馆武官坂西利八郎抬头远望着天边渐不见踪影的飞机，一时无话。

    当飞机变为黑点之后，川上俊彦方才收回了视线，有些自言自语的说道：“此刻我的心情既感到骄傲，又感到惶恐。昔日萨摩君曾经说过：西洋人是人，佐贺人是人，萨摩人也是人。现在看来，中国人再一次证明了这句话是对的。西洋人能干的事，东洋人也一样能干，甚至还能比他们干的更好。青木阁下，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同这样的中国人对抗下去吗？”

    青木宣纯从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就开始研究都四武浙川成中国问题，他和同期的柴五郎、小泽豁郎都是矢志终身研究东亚的人，和另外两人不同，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参谋职位上。甲午战争之后，更是常驻北京，是一个被日本陆军称之为“中国通”的谋略家。

    辛亥革命时作为袁世凯的顾问，在北京政局中纵横捭阖，却对国内这样汇报，“该国的状况非常混乱，以袁之力量虽可暂时得以表面解决，不过他处在权势之位，终究不是好事，完全的和平也难以实现。”

    他还主张，“支那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从他们身上看不出能依靠他们实现国家的统治。”因此试图调停南北争端，以令日本在中国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顺便解决满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