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政治家们左右为难，不知到底是该在天津租界问题上单独支持下去，还是跟随着协约国向革命委员会做出退让。前一个选择虽然有现有的国际法框架作为支持，但是日本也知道这不过是继续让革命委员会增加对于日本的敌对情绪，在这样的的国际时局下，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至于后者虽然可以暂时缓和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但是却会引发国内的不满和让日本失去对于北中国的进一步影响力，这也是相当让人难以下定的决心。

    至于革命委员会这边，则处于一种既兴奋又麻木的紧张气氛之中。虽然名义上中国已经拿到了纳土纳群岛的主权，收复天津各租界也是遥遥在望，努力一下的话还能把外蒙古的麻烦都解决了，滨海边疆区的收回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只不过现在中国的前景实在是太过美好，美好的一点都不像是真实的，哪怕是当初紧紧跟在吴川身后支持的党员们，也没有预料到会获得这么大的成功。虽然他们习惯了支持吴川，但是也没有对吴川所主导的这三件事抱着全部成功的念头。

    然而现在这样的奇迹突然就出现了，这倒是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了起来。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走下去了，生怕一脚踏出，美梦就此不见了。

    不过有的人还是很沉得住气的，比如宋小濂虽然欣喜于天津租界的权利收回，却依然还是把心思用在了两件事上，治水和恢复开滦矿务局的营业上。

    北京政府并非不知道，河道积久未修，盛汛宣泄不畅，以直隶之永定、北运五大河为最。但是在这个天下未定，且革命委员会再侧咄咄逼人的时期，北京政府又怎么敢把钱花在治水上，甚至北京政府上下还巴不得革命委员会如治理鲁南、苏北那样，顺便把河北北面的河道也给治理了，至少能够让北京少出点钱。

    虽然北洋政府觉得革命委员会不会那么的傻，但是宋小濂却给负责治理北运河的徐世光拨款了。徐世光于去年接受任命治理北运河，他认为应当先治理潮白河，治理潮白河一是在古庄开凿新河，疏通水道需要花银250万余元；另一个工程是堵住上游李遂镇处的决口，需要经费260万余元。

    北京政府连75万元的第一期治水费用都没有给足，而在宋小濂接手河北水利事务后，就开始源源不断的给他调动了大批的人力和物资，除了以上两个工程之外，还在潮白河两岸兴建了不少水库和引渠，多拨款了300余万元。

    于此同时，夏阳从天津城内逮捕的1万多帮派分子及犯罪情节轻微的街头混混、吸毒者，都被拉到了河道工地上，这不仅极大的打击了天津街面的混混和帮派，更是让整个城市治安为之一变。原本各租界的外国巡捕都被清退，剩下的华人巡捕经过考核吸纳入了天津市警察局，并进行了全面的警务改革。

    治安、刑侦、交通、劳教、政治科、武警等各部门都被打乱重建，凭借着军事管制的强大威慑和收回各租界权利的声望，到了11月底革命委员会主掌的天津市政府已经稳稳的控制住了局面。

    而事实上，随着革命委员会插手直隶治水事务，革命委员会的势力其实已经把手伸到了北京北面不远的昌平了。革命委员会的这种发展态势，自然让北京城内的北洋政府上下深感绝望的。虽然北洋政府中不少人觉得天下迟早要变，但是也没想过变得这么快。

    要是革命委员会能够这么轻易的进入北京城，他们这些人还有什么用处呢？而自从听了一系列有利于革命委员会的消息传来，就连袁世凯也是好几天没有露出什么好脸色了。

    只是就在袁世凯还没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应对革命委员会的咄咄逼人之势时，河南又出事了。清末的河南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内陆省份，新式学校不过寥寥几处。1908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高达一两万人时，河南籍的留学生还不到1百人，甚至有些还是他省官派的。

    这也就使得清末河南几乎处于传统的旧封建文化的控制下，因此同盟会河南支部的人数是各省中最少的之一，辛亥革命前不过20几人。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河南的革命党人还在文字革命阶段，也就是宣传阶段，根本没有什么组织。

    正因为河南革命党人的势力薄弱，也就使江浙浙湖浙得辛亥革命爆发时，河南的革命起义遭到了满清最为严厉的镇压。当时河南有旧军队26856人，另有应龙翔领导的河南新军混成29协约6000人。相比之下，河南革命党人手中几乎没有什么武力，还在指望新军投向革命。

    幼稚的革命党人自然在满清的屠刀下受到了教训，最终在革命委员会的接应下逃出了一部分人。之后河南都督张镇芳横征暴敛，导致河南民不聊生，激发了白朗起义，河南随即在这场起义中残破。

    袁世凯连续换将，最终还是靠着毅军的赵倜剿灭了白朗，但是此时革命委员会已经兴起，不仅占据了山东大部，还击退了日本人。在失去了经过山东的津浦路之后，位于河南的京汉路就成为了联通南北的唯一通道，袁世凯自然不能不对河南的布防不下功夫。

    正是在袁世凯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