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定自小就没吃过什么苦楚，他不像自己的父亲袁世凯，因为是妾生子年少时还要受长房的气，虽然衣食无忧但还是知道人情冷暖的。

    作为袁世凯的嫡长子，他从生下时起就被保护的很好，加上年少时正逢袁世凯坐镇朝鲜，因此也没有多受到袁世凯的亲自教育，这也就使得袁克定在政治上显得过于天真了。

    不过再怎么天真也好，自从革命军在山东击退日本人之后，原本整日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政客、军人就突然减少了许多，许多北洋集团中的叔伯对他也冷淡了不少，自然也就让袁克定慢慢的清醒了过来。

    宋教仁被刺杀后，孙中山、黄兴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一时北洋大有完成统一全国的希望，这自然让袁克定感觉到了新朝缔造的气象。作为袁世凯的嫡长子，袁克定所受的教育，一向是把自己当成袁世凯事业继承人来看待的。

    因此在民国建立之后，袁克定对于自己的地位估计的有些过高了，他不但把自己当成了袁世凯家产的继承人，也把北洋集团和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当成了自己应当继承的财产。

    但事实上，北洋集团在袁世凯退居乡里的时候就已经脱离了袁世 凯的控制，成为了一个个大小军头的私产。1

    辛亥革命时北洋集团之所以依旧愿意听命于袁世凯，就是因为北洋集团内部已经分裂，除了像张勋、王占元、王怀庆、冯国璋这样支持满清的将领外，同样还有段祺瑞等中立派和吴禄贞、张绍曾等革命派。

    除了袁世凯之外，谁也不能让这只武力统一在一面旗帜之下，这就是袁世凯复出的契机。之后因为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最终北洋集团选择了和革命党人联手迫使爱新觉罗氏退位，建立了中华民国。

    但是在这个由镇压革命向支持革命的转变过程中，北洋集团失去了对于袁世凯的个人效忠。支持革命的北洋军认为：民国成立之后他们就不应该再效忠某个主子，而是应当按照共和国的章程向国家效忠。

    反对革命但又认为大清的气数已经难以挽回的军人则觉得：既然袁世凯能够背叛给予自己高官厚禄的大清，那么他们自然就更没必要向袁世凯私人效忠了。至于为数众多的北洋中间派则以为：效忠袁世凯个人可以，但是帮助袁世凯化家为国就没必要了，好歹他们是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帜推翻的大清，然后再让袁世凯成为汉人皇帝，这不是让自家世代成为袁氏的奴仆了么？

    最能代表中间派想法的，就是前陆军总长段祺瑞了。而这一派系的力量也正是袁世凯视为自家支柱的力量，毕竟支持前清和支持革命的北洋将领，显然是无法保证长期对于袁世凯的效忠的。

    于是段祺瑞不得不下台，甚至连段在陆军部中的私人都被开革了出去。但是革命委员会在山东对日作战的结果，使得袁世凯试图重新整顿军队的企图破产。而目空一切的袁克定也因为对于北洋将领的呼来喝去，成功的把自己变成了诸多北洋将领的敌人。

    特别是在袁世凯和段祺瑞因为军权闹出了矛盾的时候，袁克文的举止过于轻佻，使得连段祺瑞都差点要公开说道：“伺候老子也就算了，难不成连小的也要伺候了，都已经是民国了，难道还要老子去当袁家的奴仆吗？”

    不过北洋内部的纠纷很快就被来自革命委员会的威胁所淡化了下去，只是来自革命委员会的外部压力太大，大到那些过去整天围着袁大公子的清客文人都开始慢慢消失了。袁大公子是被贪欲蒙蔽了理智，并不是真的蠢。

    因此自然也就息了继承大总统的想法，转而开始关心起赚钱的事务来了。法国公使带来的条件虽然在袁克定看来有些像是画饼，但是能够获得法国人支持的话，说不定袁家还能在大总统府再住上个三五年，因此他才试图劝说父亲满足法国人的要求。

    对于袁克定的这种表现，袁世凯自然是难江浙浙湖浙以满意的，但是他膝下的子女中也只有袁克定还热衷于政治，其他几个儿子不是志不在此，就是年纪还小，难以为自己分担政治事务。

    过去袁世凯并不觉得这个儿子有多么糟糕，因为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健康，也没感受到革命委员会的真正压力，于是把首要的目标放在了北洋内部，

    但是他现在觉得这个儿子压根就就不该搞什么政治，否则迟早会把全家人送上断头台。先不说和英国、法国的联手能否抵抗革命委员会大军的入京，法国人在欧洲打的都要来中国寻求劳动力了，那里还能够出兵帮助北洋对抗革命委员会。

    重要的是，在革命委员会两次击败日本之后，在国内的声望已经高到了一定程度，从德国人手中收回青岛是预料之中，但是能够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威海卫就有些出人意料了。

    要知道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还从来没有失去过一块租借地。这就是英国驻华外交官一度极力反对无条件交还威海卫的原因。但是革命委员会挟大胜带来的威望，最终还是让英国人做出了让步。

    革命委员会对外作战、交涉的成绩极大的增长了国内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这次围绕开滦煤矿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