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心的库兹涅茨基大街两旁的商店大门禁闭，商店的玻璃橱窗上也被一块块木板给封住了，两侧的人行道上白天也只看到三三两两的行人，每个人都是低着头匆匆走过丝毫没有在这条革命前繁华的商业街停留的意思。

    坐在马车内的宋云桐看着外边萧条的景象，也是紧锁着眉头。这座城市的商业已经完全停止了，据说在工人居住的地方还有着一些地下黑市，但是国营和私营的商店都已经停止了营业，因为没有商品可卖。现在整个城市完全是依赖配给制才能维持基本的社会需要，当然也有一处地方还有商店开业，那就是外国人居住的旅馆，不过那里的商店只接受外汇和黄金。

    据驻莫斯科办事处的同志说，原本商店里只收英镑、法郎、美元和日元等外汇，并不接受共和元。不过随着各国对于苏俄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禁运措施，俄国人才改变了态度，现在商店里的大多数商品都是来自于中国，但是他们去购买的话却要比俄国人进口的价格高了3-5倍。

    办事处于是试图自己从国内寄一些邮包过来，但是俄国人却表示这些邮包不能算外交邮包，不能享受免税的待遇，除非能够给他们一些回扣。这些俄国人的举动让办事处的同志们感到困惑不已，这和旧时代的俄罗斯帝国的官吏究竟有什么区别。

    不过宋云桐却比这些办事处的同志更能理解这些俄国人，当物资匮乏的时候，还能格尽职守的正直官员不会太多，哪怕是那些在公开场合谴责旧制度和有产者罪恶的忠诚党员，当他们掌握权力时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去贪污公款或是勒索那些有产者。

    在这一点上他是认同吴川的看法的，在没法保证充足的物资供应MTODMw时，应当对干部的经济错误加以容忍。只有在党提供了充分供应的情况下，还有人不肯停手，那就是本质问题了。不是每个党员都能在个人品德上向捷尔任斯基这样的党员看齐的，要是按照捷尔任斯基的标准去衡量党员，那么共和党就会成为政治上的少数派，根本就推动不了革命的前进。

    虽然俄共布的组织比共和党建立的要早的多，从俄国社民党内分出的俄共布党员，几乎都有10几20年的斗争经验，但是在俄国的俄共布依然是一个极弱小的政治力量。在二月革命爆发前，俄共布的成员还不到5万人，其中一半多在远东地区。

    相比起战前俄罗斯帝国的1.7亿人口，现在波兰、芬兰等地独立出去之后也还有1.4-1.5亿人口，俄共布的人数和整个国家的人口相比，差不多是1比3000的程度。虽然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间俄共布党员的发展速度很快，十月革命时已经超过了30万人，但是和共和党快速发展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不坚定的投机者太多了。

    为此列宁在年初时特意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

    只是说是这么说，年初的时候也开除了不少不合格的党员，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严峻性，俄共布还是不得不加速扩张了自己的组织，现在俄共布的党员人数再次超过了40万人。

    和共和党所面临的较为缓和的内外局面不同，在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几乎被瓦解的社会经济面前，俄共布只能勉强维持着社会秩序，自然也就不能对这些俄共布党员要求太高了。

    更何况，同莫斯科市面的萧条，俄共布基层党员的贪污腐败相比，宋云桐更为关注的还是整个俄国的局势变化同莫斯科人民委员会中各位委员们的能力。

    俄罗斯的局势，老实说要比宋云桐在国内想象的还要坏，除了面对白卫军和帝国主义的联合围剿外，苏维埃俄国几乎就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政权的名称。

    宋云桐原本以为，苏维埃就和革命委员会是一样的，俄共布是苏维埃的权力核心，而俄国各地的苏维埃都是莫斯科最高苏维埃的下属机构，但来到了莫斯科之后，他觉得自己还是过于乐观了。

    苏维埃是俄国的权力机关这点是不假，但是各地的苏维埃拥有着极大的独立性，说句难听的话，如果不是白卫军和帝国主义干涉军的存在，各地苏维埃甚至都不愿意接受莫斯科苏维埃在名义上的领导。因为苏维埃的权力核心不是俄共布，或者说除了莫斯科-彼得格勒地区的苏维埃牢牢的被俄共布掌握外，其他地区的苏维埃有的是孟什维克领导，有些是社会革命党领导，也有些是地方上的民主人士领导，苏维埃就是一个公民选举出来的公民代表委员会，并没有规定必须要由俄共布来领导。

    只不过在白卫军和帝国主义干涉军的威胁都四武浙川成下，这些地方苏维埃不能依赖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便只好服从于莫斯科苏维埃的命令，对抗白卫军和帝国主义干涉军。用一句话来形容，苏维埃俄国并不是为了捍卫共产主义而形成的，而是为了反对企图恢复独裁制度的白卫军和试图入侵俄国的帝国主义干涉军而联合起来的。

    因此，俄共布甚至不能把这场战争称之为无产阶级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