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KMT政府和日本签订的《淞沪停战协议》，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市内驻扎。但是KMT的特务机构还是可以在上海市内活动的。蓝衣社在上海也是有公开的驻地的，挂着大匾额的那种。

    这天一早，蓝衣社上海分部的负责人余乐醒刚刚在自己的办公室坐下来，端起秘书给他泡好的茶，又打开了当天的报纸，还没来得及细看，就听到了敲门的声音。

    “谁呀？”余乐醒问道。

    “余区长，是我，严醉。”外面传来了严醉的声音。

    严醉是余乐醒的妻弟，他进入蓝衣社就是余乐醒介绍的。

    “进来吧。”余乐醒说。

    门开了，严醉走了进来，向余乐醒敬了个礼道：“区长，我们接到了一个消息，有人想要和我们谈一笔买卖，他有关于匪谍的情报要卖给我们。”

    余乐醒一听，立刻放下手里的报纸道：“消息可靠吗？消息的来源证实了吗？”

    “是从公共租界的巡捕房那边传来的消息。”严醉说，“听说他们手上有一个误入乱党的人，现在他想要退出，拿一大笔钱去外国过日子。这个人说他手上有情报，但是他信不过我们，所以通过巡捕房想要把这些情报卖个好价钱。”严醉回答道。

    余乐醒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道：“你先和那边接触，看看那个家伙是真的手上有货，还是个骗子。总之，我们要干点成绩出来，才能对得起上峰的信任。”

    余乐醒原本是人民党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人民党的元老之一。他1919年来到欧洲，学习机械和化学，伍豪等人在1922年在法国组织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时候，他就是成员之一。1924年伍豪等人离开欧洲回国之后，他还一度担任过欧支部的执委。说起来在欧洲的时候，他也是听过李谦的数学课的人之一。此后他又去苏联东方大学接受过教育

    1927年之后，他还和伍豪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只是在南昌起义部队在行至广东潮汕一带时，遇到优势兵力敌军的围攻，部队失败。

    在这个关键时刻，坚定的革命者没有退却，继续奋斗下去，余乐醒却干了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私拿部队黄金作了逃兵。据余乐醒后来写给伍豪的信中说，他因为当时看到部队在溃散，觉得再坚持下去也没有意义，于是私自决定脱离部队，甚至“当时无便衣，结果乃取勤务兵之便衣之”，然后他以伍豪“病重，正在茅棚下酣睡，弟不忍再扰我兄也”为由，不辞而别。

    同时，他手边还有一批李立三交付保管的黄金，在他出走时也一并带到了上海。及至后来伍豪也到了上海，召余乐醒谈话，余乐醒才承认“此次出走，手续上有错误，不应将金器带走，愿接受学校（指党组织）的处罚”。但在写过这封信后，余乐醒再也未和中共组织联络，已成为事实上的脱党分子。

    在脱党之后，余乐醒觉得凭自己在巴黎工业大学学到的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用怕了。他先是在上海办了个汽车专门学校，教授汽车的维护。后来又应杨虎城之邀，担任了陕西省机器局的副局长。陕西省机器局名为机器局，实际上是杨虎城主持陕西政局后建立的一所规模庞大的军火企业，专门为杨部生产枪炮、弹药，是在冯玉祥驻陕期间建立的几家兵工厂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综合性企业，杨虎城委派曾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任职的连瑞琦为局长，负责筹建工作，余乐醒担任他的助手。对于出身机械专业的余乐醒来说，这个地方倒也算是学有所用。

    但因机器局系新组建，主持者经验不足，在一年多的筹备工作中，每月花费10万元的经费，却生产不出5万元的产品，所以到1931年的下半年，杨虎城撤换了连瑞琦的局长职务而由自己亲兼，余乐醒也只好辞职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之后，余乐醒没有再去搞汽修学校什么的了，而是直接加入了由戴笠主管的蓝衣社特务处。

    考虑到当初一处那边在收罗了一群前人民党员后，赶出了不错的成绩，所以戴老板对于前人民党大佬余乐醒也是非常的重视的，非常希望他能够做出点成绩来，好让自己扬眉吐气。

    前任的上海区区长翁光辉正好出了不忠于戴老板的问题。这位黄埔三期的学长觉得自己不应该屈居于黄埔六期的小学弟之下。在弄到了一份关于红军部署的情报之后，他没有告知戴老板，却绕过戴老板直接跑去了九江，准备将这份情报直接交给常校长。然而他没想到的是，戴老板在他身边安排了人。结果，当翁光辉在九江码头上一下船，迎头就撞上了等在那里的戴老板。然后翁光辉就被戴老板扣了起来，差点丢了命，，至于职务，当然也被撤了。

    既然上海区的区长空出来了，戴老板便让余乐醒担任了这个职务。甚至于还将上海站升为华东区，任命余乐醒做区长，这也是余乐醒在戴笠手下仅有的负责一个地区特务工作的经历。戴笠对出身人民党的余乐醒寄以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够扭转对人民党情报不灵的局面。当时华东区可以领导上海、浙江、福建、徐海等地区工作，但事实上除上海几个组肯听余乐醒这个区长的话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