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孙黄等人，接到巧电以前，上海总工会就已经提前获知了德军对山东省境内北伐军实行蛮横干涉的行径。

    总工会方面召开了临时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本地工人代表，大多数都对德国人的突然干涉存有很深疑虑。

    当时江南制造局的工厂工人，以山东籍为主。山东是大部分工人的故乡桑梓所在，以桑来朝、潘白川为首的一批山东工人代表，都是既愤怒于德人的蛮横无理，又惧怕于外国列强强大的武力。

    会议上一开始情况非常混乱，各工厂工人代表都不按次序发言，甚至还有在会场当场表示要脱去工会会籍的人。

    德军的干涉，确实是对先锋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上海总工会主席庄文统狠狠咬牙，一手扒开衣服，露出身上道道的战痕和子弹留下的创伤，甚至直接跳到桌子上，怒吼着讲起多年前他新婚妻子被教民杀害的往事。

    自甲午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权限越来越大。官府因为惧怕这些传教士背后的列强力量，对他们也不敢加以管理和干涉。

    而传教士们为了吸引中国人改宗基督教，常常不仅核查筛选，便良莠不齐地吸收教民。再者，传教士还经常庇护这些教民为非作歹，因此在乡村地区，往往有许多青皮无赖借改宗基督教的机会，获得外国传教士的庇护，于是横行霸道。

    这种情况，在山东又是最为普遍的。

    会场内的大部分工人代表，如果在老家种地就能好好过上安稳的生活，又怎么会来到上海做工呢？

    几乎所有人都曾经受过教民的欺辱，至少身边人也曾受过教民的欺辱。教民犯法，传教士会进行庇护，官府衙门便不敢治罪，谁不知道这是由于教会背后的列强所致！

    庄文统提起教民之事，终于激发起工人代表们的愤慨之心。来自江南制造局步枪弹厂的工人代表桑来朝，早在庚子年左右的时候，就与山东本地的义和团有些往来，他的乡人亲戚里，也有不少人在庚子年被当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杀掉。

    同仇敌忾的情绪立刻便涌上心头，桑来朝一拳打在桌上，关节处甚至渗出血迹，大喊道：

    “中国人受洋人欺负多少年了？林先生带我们革命，不是要我们继续受洋人的欺负！我要支持林先生，我要支持先锋队，我们不要受洋人的欺负，我们要抵抗！”

    桑来朝的话说得不算高明，但淳朴的感情和激烈的语气，却能感染到在场所有人的内心深处。特别是其他山东籍的工人代表，也都站了出来，纷纷表示了对先锋队的绝对支持。

    谁不知道列强的厉害呢？谁不知道洋人的威力呢？

    可是革命来革命去，不就是要弄出一个不怕这厉害、不怕这威力的新政府新国家吗？

    外人才刚伸出一个手指头来，先锋队便倒下去，便屈服下去，那还有道理可讲吗？

    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

    上海总工会的副主席刘师复，见到众人情绪已被激发起来，便趁热打铁，提出了总工会对全上海所有工人接下来的任务和要求：

    “……几十年来我们受到外国人的欺辱和压迫，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今天我们将提出一个新名词，要让工人群众、市民朋友都理解这样一个新的名词，我们叫它做帝国主义！

    ……为了推动革命高潮向前发展，总工会决定联合其余二十个社会团体，在上海、在南京、在广州、在汕头、在厦门、在福州……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大罢工……

    希望每一个先锋队队员，每一个工会会员，每一个农会会员，每一个自诩为革命者的人，也是每一个还愿意以中国人身份自居的国民，都行动起来，都为这次罢工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那！”

    刘师复是总工会真正的核心灵魂人物，庄文统主要是在先锋队内资格较老，又是一个社会关系比较多的黑道出身人物，所以能镇住场子。

    但是总工会大部分事务性工作，都是刘师复来负责的。他最早把无政府主义理论引入中国，和同盟会里不少人都有广泛的接触，也和闽粤地区、江淮地区的大部分立宪派及社会团体有关系。

    特别是这段时间以来在上海的工作表现，刘师复给许多立宪派人士都留下了极良好的印象——他们对刘师复广博的知识，精辟的言论，敏捷的辩才，政治家的风度，都有很大期望。

    但还是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江南制造局派来参加会议的另一位工人代表潘白川，便提问说：“总工会的决定，我们拥护。可是，就靠我们这么点人，能把全上海十多万工人，能把全中国几十万工人都发动起来吗？”

    刘师复先点头说：“不错，中国目前有工会性质的社会团体很多，有好几十个呢。但大都是旧式的行会组织，拿过去的中华工党来说，他们也搞工会活动，但走的还是劳资两利、劳资妥协的路子，党魁朱志尧还是一个大买办，这样的人，这样的工会，能跟我们走吗？”

    刘师复认为，从主观力量上来讲，要发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