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同英法两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中规定增开牛庄、登州等十口为通商口岸，而后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除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外，也没有规定烟台为通商口岸。

    但烟台却逐渐代替了登州在原来胶东半岛的港口地位。

    按照不平等的《天津条约》的规定，山东地区只开放一个通商口岸——登州。但是烟台港是一个天然港湾,整个港湾呈U型向东和东北方向敞开,崆峒群岛在东北部兀峙海面,形成两个宽阔的海口。

    1861年1月19日，英国驻华公使派马礼逊到登州筹办领事馆和开埠事宜。行前，马礼逊曾亲自访问过在烟台驻扎过的法国军队的将领们，详细了解了烟台的地理及港湾等情况。

    英国人最初想在山东内地的临清、东昌、济宁、曲阜一线寻找开埠城市，但是内地河流狭窄水浅，大船不能行进，仍在登州沿海选择开埠地点。

    至于登州，英国人认为登州水城水浅，并且港口外水域没有船舶避风场所。因为当时的对外贸易活动主要靠船舶，没有适合的自然港口是不能顺利开展贸易的。

    于是烟台便取代了登州，成为山东最早的开埠城市之一，并因此慢慢取代了登州历史上在胶东半岛显赫的地位，成为了现在胶东最重要的港口城市。

    烟台开埠后，西方列强乘机而入，纷纷涉足这古老的海滨。英国人依仗在烟台开埠的特殊作用和最先来到烟台的有利条件在烟台山上最好的地段购地盖起了领事馆。继英国之后,法国、美国、挪威、瑞典、德国、日本等国先后在烟台山上设立领事馆，从1861年烟台开埠至1932年共有17个国家在烟台设立领事馆。

    西方国家除在烟台山上设立领事机构外，还在烟台山下设立洋行、银行等。1864年英国商人在烟台山下首设和记、汇昌两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代理等业务。至1891年，烟台共有英、德、美、日等国外商洋行11家。甲午战争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承认外国在华投资权，烟台遂成外商主要争夺市场之一，洋行急剧增加。1901年外商发展到26家，1906年增加到40家。

    烟台自1861年8月开埠后，吸引着内地劳动力向沿海流动并在烟台聚居。这是烟台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基础。

    开埠十年后，烟台从事各行业的人员总数已经达3万多人，其中外国人250人。到清末时烟台城市人口发展到近十万人。并且发展有相当工业规模，先锋队政权的老朋友南洋华商大亨张弼士就在烟台投资建设有葡萄酒厂、卷烟厂和棉织厂——当然，在谢葆璋司令率领舰队于烟台登陆以后，随行抵达烟台的两个营北伐军就把张弼士的那些产业全部没收了。

    烟台港口的海面上，波涛汹涌，白浪滔天，由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颁布了新的军服条例，所以谢葆璋也换掉了他穿着很长时间的清朝海军军服，换成了一身全新的、初生的民国海军的制服。

    在码头上，还有许许多多年纪轻轻的少年学生，肃立成列。他们都是烟台海军学堂的学生，听闻老校长率领舰队在烟台登陆，将要领导革命，当然无不欢欣鼓舞，那股子兴奋的劲头儿简直要从脸上踊跃而出了！

    在晚清军界极富盛名的“北洋士官三杰”之一、北伐军四方面军总司令蓝天蔚，苦笑道：

    “镜如兄，胶东之事还要指望你呀。”

    谢葆璋沉着点头，他和蓝天蔚都站在海容号防护巡洋舰的甲板上。这条军舰放在列强海军中，不过是刚诞生就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轻型舰艇，但放在中国，无论是其吨位还是火力，都堪称水面上的巨无霸，其重炮对陆地的炮击，威力也是震撼人心的。

    毕竟一百五十毫米口径的重炮，北洋军也没有几门。

    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原来先锋队所属的第一舰队、镇江都督府所属的那几条兵舰，还有沪军都督府控制的一部分海军，全都合并到了一起，其中的绝对主力海容号，就被交给了谢葆璋，作为第一舰队的旗舰。

    这也算马日事变善后会议上，同盟会对先锋队的妥协退让之一。

    谢葆璋的性格还是那样一贯的低调沉稳，他一手按在腰间的佩剑上，一手握住蓝天蔚的手，说道：

    “季豪兄，烟台光复赖胶东十八豪杰之功，我们远道而来，还是要尊重本地革命军政府的意见。这样才能尽快形成合力，打出胶东，与林先生会师济南。”

    军舰靠岸，荡起无数波浪与泡沫，岸上烟台海校的水兵学生们，都举起双手，好像人浪般欢呼着老校长的到来。

    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清政府开始重建北洋海军。此时，急需大批海军人才，而北洋原有的海军学校——天津水师学堂，在八国联军之役中已毁于兵燹。于是，萨镇冰奉命择址另建海军学校。经过反复论证，最后他把校址选在了烟台。

    当时，曾作为北洋海军基地的天津、旅顺、青岛、威海等港口相继被列强瓜分，在剩下的北洋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