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军队正在紧锣密鼓地重修构筑兴登堡防线，协约国联军也因为中枢换帅的缘故暂缓攻势，在西欧从阿尔卑斯山脉一直延伸到北海的堑壕线上，几百万军队终于拥有了一个喘息的时间。

    成千上万的机车头喷薄蒸汽，运输着以百万吨计数的庞大物资，几千辆几万辆的汽车被动员起来，就连巴黎的所有出租车都投入战场，或者运输辎重或者干脆直接运输兵员，让熊雄和公使馆的其他中国工作人员见证到了一幕真正的战争画卷。

    “光这些汽车和机车头，我们中国就不知道还要多少时日才能赶得上啊。”

    虽然红军在两次胶东战役中已经秋风扫落叶般痛快地击败了日本侵略军，在全世界面前都证明了中国已不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公共殖民地国家。

    但和欧洲战场上爆发的这一切冲突相比，围绕青岛展开的作战，简直渺小的有些可笑，即便是和欧洲战场上最不值一提的罗马尼亚战役、塞尔维亚战役或希腊战役相比，在兵力、兵器规模上，也相差甚远。

    两支各拥有几百万士兵的庞大军队，都短暂中止了大规模攻势，1917年的头几个月整个西线战场都没有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协约国集团和同盟国集团好像都在收紧力量，等待着打出最后的致命一击。

    双方民众的生活也每况愈下，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最后节点，即便来自中国的货船还在不停停靠在诺曼底的海港上，也难以喂饱愈发饥饿的法国人民。

    担任这一届法国内阁国务部长的盖得陪同熊雄走在卡昂的码头上，法国近代化的港口设施也给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都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此庞大的港口吞吐量，仅仅一个港口就可能超过了中国目前所有港口的货物吞吐量。

    “战争还在继续。”盖得忧心忡忡道，“每天仍然有数以百计的士兵被杀，他们甚至不是死在什么攻势里，士兵们的死就像是预先设定的日常程序似的，每天双方无意识的胡乱炮击和枪击杀死许多人。士兵们每天晚上都要在前沿阵地走动，许多人被对方杀死，这样的血腥事件已经繁多到让所有媒体和议员都麻木了。”

    盖得和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一起走过卡昂码头附近运输货物的窄轨铁路，熊雄注意到不少法军士兵没有像刚开战时那样穿着色彩鲜艳的蓝色上衣和红裤子，他们都无精打采，衣着随意，有些人甚至穿着不知道从哪里抢来的平民便装，胸前的风纪扣全都散开，许多人半蹲在角落里，还有人一屁股坐在重要的枪支和弹药箱上。

    熊雄还没来得及皱起眉头，就已经有好几名带着圆形高筒帽的法军军官赶了过来训斥那些纪律散漫的协约国士兵。

    但军官们严厉的口吻也毫无用处，大部分士兵只有挨了骂的时候才勉强挪动一下屁股，等军官离开以后便又重新坐回到弹药箱上休息。

    盖得见状，似乎是有些担心法国军人在中国代表团面前露怯，他便赶在熊雄等人走上前去，拉起一名懒散的法军士兵低声说：“我的朋友——你们都是爱国的军人，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集体不被普鲁士军靴践踏，你们要振作起来啊。再坚持坚持，到今年年底，战争一定能胜利。”

    一位拿步枪当拐杖用的残疾士兵笑道：“部长阁下，我们走不动，德国人有太多机关枪，我们走不过去。除非上头能把战壕和铁丝网都清理干净。用那什么……坦克？索姆河出现的铁皮大水箱。”

    另一位戴少尉军衔的军人没有同盖得握手，他只是扫了一眼盖得身后的中国代表团，冷冷道：“全欧洲的白种人都在自杀，把上帝赐予我们的这个世界腾出来送给蒙古人。”

    士气的定义是愿意主动作战的心态，包括荣誉、忠诚、欲望、好奇心……但在这场大战中，这些正面因素只维持了几个月，1914年8月份大打出手，到了年底基本上第一波战斗部队的士气就用完了。圣诞节停战就是士气耗尽的标志——士兵意识到自己是人，不应该这么无意义的去死；同时也发现对方士兵不是恶魔，可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可以坐下来一起抽根烟开联欢会。

    战争爆发之前的时代被称为“漫长的十九世纪”，它的漫长不在于时间的尺度，而在于阶级的尺度。

    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煤矿、钢厂、蒸汽机和铁路，大大提升了欧洲的生产力，这个时代虽然出现了大工厂，出现了新型的工业城市和铁路枢纽，还有新兴的资产阶级，但总的来说，从农业时代继承的统治集团还控制着国家。国家的大政掌握在国王和贵族手中，军队里的将军基本都是代代相传的军事世家，富豪要么是贵族出身，要么通过联姻给自己搞一个贵族身份。

    第一次工业革命固然推进了教育扩张，在城市集中了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制造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潜力，但同时也加强了旧统治集团。在工业没有扩张到全国之前，城乡二元化恰好分裂了被统治阶级，城市暴动可以用农民兵镇压，农民造反可以用城市的大炮轰过去，城乡的贫民不会因为同一个政策造反，就给了旧统治集团左右逢源，组织一支可靠雇佣军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