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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工人除工资低外，工作条件无论从形式看还是从内容看也都很差。工资所得照例不足以供养全家，全家所有身体健壮的成员都必须工作，以帮助全家维持生活。工资低虽然使日本能够成功地同外国竞争，但它也延误了新机器的采用，以及可能带来的劳动条件的改善。

    劳动力价格低廉增加了对带政治性的工人运动的需要，但恶劣的条件却又阻碍着它的实现。工会金库中的钱很少；疲劳使会议难于进行甚至无法召开；缺乏公开的劳动市场使失业成为一个更加恐怖的幽灵。

    工人的绝望促进了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工人生活无保障有时也使更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和极端爱国主义团体从中得到好处。

    日本农村也有类似城市中廉价劳动力那样的情况，大部分佃农由于要偿付极高的地租，也具有某种类似的不安全感和极端主义。佃户作为村社的成员尽管本质上是因循守旧的，但他们也会因受严酷环境所逼迫而不顾一切地采取激进行动。

    片山潜总结说：“今后一段时间党的工作重心就要以兵运和农民工为主，宣传上则要破除父权观念，要力争把纺织厂里的女工都发动起来。海外的局势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军部很有可能在中国进行更进一步的独走，所以我们日本社会党也要主张起日中友好的责任来。

    万一国战爆发，我们党也要做好隐藏自己、保护自己的准备，到那时候政府很有可能以我们社会党和中国政府存在长期交往为由，压制我们合法活动的空间。”

    日本社会党现在的发展势头非常好，党员数量、外围团体的组织成员数量，都在呈几何数字快速增长。如果继续保持这个势头下去，片山潜估计一两年时间以后，日本社会党就有能力在国会中争取数位甚至是十几位议员的席次了。

    但中国和日本之间如果爆发战争，日本国内因为护宪运动而松动的政治讨论氛围，肯定也会迅速收紧，日本社会党的活动空间也必然受到巨大压制，甚至整个党都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党派也是非常可能出现的情形。

    北一辉和河上肇听了这番话，两人都是既为党的蓬勃发展感到兴奋，也同样为难以预测的前景忧心忡忡。

    大家简单吃过午饭以后，北一辉首先离席，他还要参加好几场军部要人集结的料亭宴会，甚至还有的财经界大物都看上了北一辉，也有名门想找北一辉做赘婿或养子。

    他现在可算得上是日本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一号青年领袖。

    “大藏省有好几位老资格官僚想向我们党献金，怎么办？”

    片山潜微微一笑：“北君，那些政治黑金照单全收，资产者总喜欢自己花钱给自己买上吊的绳索嘛！”

    大家不约而同的都笑了起来，但北一辉还不清楚他的文章不仅受到大藏省官僚的赏识，就连山县有朋都正准备邀请北一辉见面。

    山县有朋，也就是人称日本现代陆军之父的长州藩首领，在后世山县有朋这还有另一顶帽子——日本军阀之祖。

    他和明治维新的元老重臣伊藤博文、木户孝允一样，都是日本维新思想先驱吉田松阴的弟子。倒幕成功以后，日本政府推行的征兵令和废刀令就都是出自山县有朋之手，后来日本武士阶层为了反抗废刀令发起西南战争，士族叛军的领袖就是萨摩藩首领西乡隆盛。

    山县有朋在西南战争中依靠征兵令带来的大规模近代化日军，打败了武名威震列岛的西乡隆盛，也把萨摩藩势力驱逐出陆军，从此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长州藩阀组便垄断了日本的陆军。

    “桂君，如果帝国在中国不能获得更大利益，陆军也就不会继续支持你出面组阁了。”

    日本政治的中心不在天皇皇居中，也不在国会议事堂或者政府的官厅里，而是在东京永田町的一系列料亭酒馆里。

    真正主宰日本政治的不是那个头脑有疾病的大正天皇，而是山县有朋这群从幕末以来就飞扬跋扈的维新风云儿，也就是今日日本人所说的明治元老。

    从倒幕战争和明治维新到今天，数十年的政坛风云变幻，大久保利通被刺杀、木户孝允病死、西乡隆盛切腹自尽，到如今就连山县有朋一向视为天神的伊藤博文也死在了朝鲜刺客安重根之手。

    如群星般闪耀的明治诸杰，如今只剩下了山县有朋等寥寥数人而已。

    而山县有朋在日本军政界的威势，也随着伊藤博文的死，终于到了几乎是说一不二的地步，他的话语甚至比天皇的所谓“鹤音”还要来得更有权威。

    “阁下，英国向我国外务省发出了正式的宣告——不仅要求我们交出北京事变的策划者，而且现在还要求我们赔偿中国人在山海关事变中的损失。”

    日本政府的前任首相桂太郎跪坐在山县有朋面前，做出“土下座”的姿势，称得上是卑躬屈膝。

    山县有朋眯着眼睛，神情自若：“这些事就让山本权兵卫头疼去，陆军方面继续采取独断行动，不管政府如何要求，我们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