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点半再看，需要修改错字，增加点内容）于都会议后，整个十月份，苏区内部又重新进入了一场学习的热潮，由高层开始，人人过关，不管平时的工作有多忙，都必须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并且撰写相应的读书报告。

    到了十一月，这股风潮不断向下蔓延，在高层逐渐取得共识之后，一些经过多次讨论精炼的理论文章，便开始流传开来。

    周以力是红色中华社的主编，由他负责的同名报纸是当前中央苏区的绝对喉舌，他当初刚来这边的时候，也是对李润石的一些做法百般看不顺眼。

    但是在见证到苏区所发生的一切之后，他的观念便很快发生了转变，而且比历史上的信念还要坚定。

    而且李润石还知道，在另一条时间线上，这位同志和他一同喊出了“山沟沟里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后来也是因为如此受到了强烈的排挤，长征是因病留守，最后壮烈牺牲。

    如今的情况自然是大不相同了，周主编七年前参加革命，期间组织过多次工运、农运，具有相当的实践经验。

    再加上他自来到苏区后，又因为工作缘故接触了大量的理论著作，补上短板之后，水平更是蹭蹭地往上涨。

    报纸作为这时期最重要的宣传阵地，再怎么重视都毫不为过。

    在其他人眼里，李润石把周以力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一方面可能是看重他具有和自己类似的经历（湘人、在潭州读过书、当过老师等等），另一方面也是人家确实有能力又有资历。

    尤其是从11月开始，为了实现由上至下的宣传攻势，不少领导人都亲自在报纸上刊文，将他们这段时间的学习心得呈现出来，暗地里还有些相互争论的想法。

    所以在里面，作为组织者的周以力自然就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时候他还会自己下场，写文章，或者去学院演讲。

    演讲也是一个相当有特色的活动，锐京的工农兵学院，一直是整个中央苏区乃至周边地区的人才培养基地，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批新同志过来，然后又有人离开。

    这些进修学员的来源五花八门，学校、工厂、村镇、军队，身份自然也是各有不同，学生、工人、农民、指战员，混杂在一起，然后根据各自的需要安排相应课程进行强化。

    而在所有课程当中，理论学习肯定是排在首位的，除去少数几个专门教师外，大部分课堂上的老师，都是由党内的高级干部兼任，抽时间过来上上课，或者干脆搞一次演讲。

    因为其他人工作更加忙碌，而且常常需要到处跑的缘故，周以力算是学校这边的常客，十一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他一大早就整理好了资料，然后径直来到了学院新建的礼堂内。

    这次的人数不算太多，大约四十来个，有老有少，周以力一眼望去，还能见到几个生面孔。

    就像是平时上课一样，他提前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大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后用着还带有些许湘音的普通话说道：

    “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曾经提到过：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经济基础的变化，迟早会导致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的转变。’

    这段总结起来，就是我黑板上的这十个字，如果大家读过《资本论》的话，就会发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以说完全贯穿于整本书之中。

    因此，只要是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必须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内涵。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得上周红中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专门将十月革命前后苏联的钢铁产量，与我国进行对比。”

    教室不大，大家听得都很认真，有人还特地拿出了本子做着笔记，问题一提出来，大部分学员都举起了手。

    周以力点点头，一直以来，红色中华报的印数并不算多，但在分配上，所有教育机构肯定是排在优先位置的，因此有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

    接着他继续说道：“既然如此大家应该还有印象，这里我再专门点出几个数据，欧战之前沙俄时代的钢产量为431万吨，十月革命后，苏俄退出战争，钢产量降至308万吨。

    哪怕是后来因为三年国内战争的破坏，使得工业产能大幅下降，在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之后，还是很快恢复了过来。

    那么去年我们国家的钢产量是多少呢？一点五万吨，甚至不够人家的一个零头，更何况，因为军阀割据的缘故，这些有限的产量更是分摊到了不同地方。

    所以具体到某一座城市，无论是江城还是申城，我们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差距只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