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来说，布劳恩在阴差阴错之下来到赣南，既没有给这边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当然也没发挥什么特别积极的作用，一切都是中规中矩罢了。

    最大的帮助，或许还是教出了不少懂俄语乃至德语的学生，而这，还是在苏区已经提供了全套双语教材的基础上完成的。

    至于布劳恩在学院的其他教学工作，因为语言不通的原因，在一般授课中他的发挥余地其实不大，所以他也很少去上。

    不过在较高级别的研究性课程里，布劳恩较为丰富的基础知识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仅此一项，就已经让土共这边很满意了。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军事科技发展极快，之前各国军队所广泛采取的一些战术理论，渐渐变得难以适应新的战场。

    所以那段时间里，由于中上层军官陈腐愚蠢的指挥，造成军队在火力网前付出庞大代价的例子并不少见，凡尔登绞肉机的名号，即便一百年后都广为人知。

    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经验较为丰富的德国军官在战场上发明了一种灵活应变的战术，即所谓的“暴风突击队”。

    其关键就在于将部队化整为零，由基层军官带队，率领小规模的敢死队，携带更加适合近身作战的各式武器。

    然后依靠天时地利，在恶劣天气和地理环境的掩护下，摸到对方的阵地或者关键位置发动突然的袭击，造成敌军部队混乱，为主力提供更好的进攻时机。

    这种战术在发明之初，确实取得了很不错的战果，它不会受制于那些固执蛮横的将军进行所谓的遥控指挥，也不会让无数将士们用身体去扑向敌人的火力网，徒劳无功地发动“自杀式攻击”。

    但讽刺的是，被德军称之为“暴风突击队”的战术，在历史上被布劳恩引入到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之中，然后取得了和上头差不多的效果，还是让前线的红军指战员过去送死。

    这显然是布劳恩没有认识到交战双方形势的变化，以及最关键的东西方战争的差异，反而来了一个机械的生搬硬套。

    所以当他直接把从欧洲学来的经验用在指挥红军上时，自己就彻底变成了那群，在一战期间备受士兵们唾弃的，粗暴傲慢的“将军老爷”。

    作为一名参谋或顾问，布劳恩是足够尽职尽责的，他给基层部队提供的作战方案非常详细，绘制出来的战术图，水平也远超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红军干部。

    但最麻烦的是，布劳恩压根就没有考虑到因地制宜，以及战场瞬息万变的特点，反倒强行前线的红军部队，连图上每一门迫击炮的位置都不允许改变，这已经不是搞军事指挥了，而是政治斗争。

    从这点上来看，布劳恩这人是当不成指挥员的，就算他有这个潜力，而且现在红军的装备条件也有了大幅改善，更加接近于他所设计的理想状况。

    但这时的土共不可能为了他去付出惨痛的代价，以此换取一个或许会成长起来的“顾问”。

    一将功成万骨枯，就目前而言，红军还只是一个新生的、尚未成熟的军事集团，其中不少中高层指挥员还只有二三十岁，既朝气蓬勃，也缺乏经验。

    既然如此，反正都要积累经验，为何不把机会让给本土干部，毕竟如今的土共，已经不需要“洋顾问”来为自为己增加底气，所欠缺的无非只是时间和底蕴罢了。

    第二天，布劳恩在一阵头疼欲裂的痛楚中醒来，现在只想老老实实当好教员和顾问的他，自然不会想到自己在另一条时间线上，到底创下了多少“丰功伟绩”。

    醉酒后遗症让布劳恩的记忆受到了一定影响，他已经完全忘了昨天自己是如何在程刚面前大放厥词的了。

    不过这对他来说或许也是件好事，若是他真的想起了那些话，大概这时已经尴尬得要在地上扣出一套三室一厅了吧。

    显然，在程刚的一套操作之下，现在的布劳恩早已有了自知之明，拿起了床边的笔记本，他这才发现，今天似乎要去红三方面军军委开会来着。

    这对于布劳恩来说可是个不多见的事，自从来到赣南之后，他与红军高层指挥员接触虽然还算频繁，但大多是在学院的研讨班里见面，像今天这样的军事会议，他一般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布劳恩并没有将昨天程刚的来访，和今天这次会议联系起来，他现在的想法倒是很简单，之前利用学院的一些资料做了不少准备，哪怕只是出于对革命负责的态度，他也觉得必须将这些文件带上才行。

    这也是布劳恩对土共颇有好感的地方之一，这里的生活条件虽然一般，但书籍是真的非常丰富，而且其中不乏俄语乃至德语版本。

    虽然印制水平层次不齐，但有总比没有好，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有种自己仍在伏龙芝读书的感觉。

    可惜的是，这些珍惜的外文书籍的读者却不是很多，受限于目前苏区的教育水平，除了少数有过留学经历的干部之外，其他同志很少能够流畅地阅读外文。

    不过这边的学习氛围还是很不错的，无论在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