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申的“天真”态度也算是一直以来的通病，当然，这些想法站在一个地方军阀的角度来看，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相较于一名国家元首而言，未免就有点“德不配位”了。

    比如他在日记中就有提到，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果党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政，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

    所以关东军下手之后，对于果党而言也不过“从前是有名无实，而今则并丧其名。”，由此便可看出这人的心胸眼界。

    至于攘外安内之论就更不用提了，一直以来，或许是因为自己得位不稳的缘故，常凯申对国内的异己力量始终有着深深的猜忌，所以将消除异己看得比抗日还重也实属正常。

    若非顾虑到国内的舆论压力，常凯申此时根本就不想也不敢招惹日本，相应的，一旦对方伸出了橄榄枝，那么无论是真心诚意还是虚情假意，他都会不假思索的接下，好暂且缓过一口气来。

    总的来说，在处理对日问题上，常凯申可谓是从来都日本人被牵着鼻子走。

    倘若对方逼得太狠时，他就会在日记里写上几句狠话，可一旦日本人摆出和缓的姿态，常公又立马如释重负，重新回到消极退让的老路。

    现在也是如此，34年3月25日，就在何应沁结束和梅津美治郎的商谈，火速赶往金陵向常凯申汇报的第二天。

    这位委员长直接在金陵做了一次名为《中国之外交政策》的讲演，其中便明确提出：“日本侵略夏国，乃坐于夏国之不竞，纯粹由于吾人之不能自立自强”。

    这话乍一看上去似乎也没什么不对，甚至颇为符合眼下时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可接下来常凯申的言论，就不由自主地透露出了他在国际政治上的幼稚。

    大致意思便是只要国家统一安定，国人发奋为雄，那么不仅将来日本必然会将东北等失地如数奉还，

    而且因为日本所处的环境恶劣，地势孤立，且与夏国民族血统相近，文化历史切合，以后肯定会自愿地依附上来，并并“随我而竞争于国际大舞台也”。

    要说这“预言”好像也没错，以21世纪的标准来看，日本人如果不想做美国的狗，最后可能的选择，还真的只有依靠夏国这一条路。

    当然了，这都不过是极为远景的设想，现代夏国人或许还能够说说，可常公讲出这些，未免就有些可笑了。

    毫无疑问，放在民国的环境下，这就是常凯申给其他人画出来的一个大饼，而且更关键的是他还没有任何实现的能力，论起吹牛，果党还真没输过。

    顺着这次演讲，果日双方可能达成合作的情报也随之传到了土共这边，不过要说该消息引起了多少波澜，那倒没有。

    虽说因为没有通过无线电传递，更加具体的细节土共暂时无法得知，但哪怕只是获得了这个信号，也能得出不少情报了。

    毕竟无论是日本还是果党，这些对手想要发动新一轮的围剿，依旧需要耗费不少时日，在这期间，已经足够土共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并且做好万全的准备。

    更不用说从一开始，对于果党和日本的相互靠拢，土共方面早就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假设，所以这个结果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惊讶，反倒是觉得有些理所当然。

    毕竟时间线不同，这时的果党不仅没有成功“剿灭赤匪”，并趁着剿匪的过程将势力继续往内陆的湘贵川陕等地延伸，反而是继续原地踏步。

    一直到34年初，金陵政府的实际掌控范围，还始终局限于长三角这块富饶却缺乏纵深的战略死地之内。

    无论是桂省的陈济堂，粤省的陈济堂，还是川省的二刘、鲁省的韩复渠、冀省的宋哲圆，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虽说在名义上确实听从与“中央”的指挥，但实际却一直是听调不听宣。

    而金陵政府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除了一份“中央”的大义之外，就只有垄断长江进出口的财源了，但现在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随着南北方红军的愈发壮大，这些优势都在或快或慢地削弱着。

    这无疑是一场极其痛苦的慢性死亡，就好像后世被夏国庞大的工业体系冲垮的西方旧秩序一般，在既得利益者眼中，你的存在就已经是一个错误了。

    可在咱们眼里，这些年不过是做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搞工业谋发展难道还有错么，何况夏国也很少在国际上流露出什么进攻态势，甚至被自己的网民起了个“兔子”的绰号。

    只是，无论夏国是否人畜无害，这几十年来发展起的庞大、且在一定程度上自立的工业体系，已经影响到了欧美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先发优势，剥削第三世界的权力，这便是赤裸裸的原罪。

    所以说，虽然历史背景有所不同，但这时的土共与果党（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关系，确实与后世的夏国与美国颇为类似。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时的土共面临的挑战，可能还要比当年的抗战更加艰巨，当然，相应的收获也会更加丰硕，这也是自摊牌之后，李润